“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此语本自清代钱塘人何瓦琴的集禊帖联句。1933年春天，正在上海同黑暗势力做殊死搏杀的鲁迅，将其亲笔录为一联，赠给斯时亦在上海，且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以此表达心心相印的“知己”之情和血脉相连的“同怀”之谊。

    从鲁迅赠联于秋白到现在，近70年过去了。鲁迅与秋白之间的相知和友谊，早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传布已久。

一

    1927年秋天，鲁迅离开广州抵达上海。当时的鲁迅因刚刚目睹了发生在广州的残酷而血腥的“清党”，所以对杀人的国民党充满义愤，而对被杀的共产党却很是同情。

    鲁迅抵达上海时，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一些成员（其中多有共产党员），也刚好在上海聚集。他们当中几位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家，出于在大革命失败后重整旗鼓的想法，主动找到鲁迅，提出联合起来，共同在文化战线开展新的斗争。因鲁迅早就有“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致许广平信）的打算，所以对于创造社的倡议，给予了积极响应和大力配合，使其最初的筹备落实工作进展顺利。但就在这时，后期创造社成员由日本回国，于是，一种极端而狂热的左派幼稚病，连同“骂名人藉以出名”（李立三语）的私心迅速膨胀，它使事态急剧逆转，其结果是创造社不仅取消了与鲁迅的联合，而且还和新成立的太阳社一起，把鲁迅当成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一时间，攻击和讨伐鲁迅以显示自己革命的文章，连篇累牍，气势汹汹。

    在鲁迅看来，“革命文学家”的狂言与高调，骄横、虚妄和浅薄，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被这种狂言与高调拿来仅仅作为“招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却别有深含和生机，因而值得高度重视。为此，鲁迅以“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的精神，开始认真阅读并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以及相关的文学创作。

    当时上海的进步文艺界，正有一个翻译出版“新兴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革命文学创作的潮流。鲁迅的加入不仅为这一潮流增添了可观的实绩，而且很快在自己周围，团结起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革命文学创作的有生力量。

    但是，鲁迅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革命文学作品时，也遇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革命文学的大本营，是赤色的苏联，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都用俄文写成，而鲁迅并不懂俄文，因此，他的译介工作只能通过日文或德文来中转，这当中自有种种限制与被动，当然也会影响传播效果。面对这种情况，给予鲁迅有力支持和有效帮助的正是瞿秋白。这位精通俄文，著译颇丰，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共产党人，通过冯雪峰的介绍，进入鲁迅的事业与生活，随即与鲁迅密切配合，承担了大量的俄语译介工作。

    对于秋白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革命文学创作翻译方面所做的工作，鲁迅表示了由衷赞赏。不难看出，鲁迅之所以敬重瞿秋白，首先有一个很明显也很直接的原因，这就是：秋白用自己精湛畅达的译笔以及作为其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为鲁迅所选择的精神信仰与事业追求，提供了默契的配合与强劲的助力。

二

    上世纪30年代的鲁迅，已经从思想上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为此，他同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很密切的交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是一位心胸坦荡、作风民主、为人谦逊的领导者。用李维汉在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发言中的话说：“瞿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秋白正是把这种精神和品质带到了与鲁迅的交往中。1931年，时在上海养病的秋白，从冯雪峰那里获知了鲁迅的一些情况，便着手细读鲁迅的译文和作品。不久，他由冯雪峰做中介开始与鲁迅通信。凭着相近的信仰和学养，他与鲁迅很快成了推心置腹、灵犀相通的朋友。在秋白写给鲁迅的信里，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而鲁迅回信也破例以“亲爱的同志”相称。

    1932年夏秋之间的某日，秋白第一次拜访了鲁迅，不久则有鲁迅的回访，此后一年多的时间，秋白和鲁迅有了相对频繁的、主动或被动的聚叙，其中包括因白色恐怖，机关遭受破坏，秋白夫妻先后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

    在同鲁迅的交往中，身为党的高级领导者的秋白，始终是一派谦恭随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和谐的氛围里，鲁迅与秋白完成了一系列成功的合作——联袂编辑出版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一起研究创作并以鲁迅常用的笔名发表了14篇杂文；共同商讨批判了来自右的流言和“左”的谬误；当然还有那不止一部浸透了两人心血的译著……

    毋庸讳言，由于当时的秋白在年龄上比鲁迅要小18岁，思想还不具备鲁迅那样的深刻；更由于秋白也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同时深入实际不够，观念意识也难免沾染一些左的东西，所以在某些问题上，他与鲁迅也存在分歧。然而，即使在表达和讨论这些不同时，秋白的态度仍然是开诚布公而又平等交流，畅所欲言而又笔下生情，正如他致鲁迅的信中所言：“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显然，是秋白特有的真诚、热切与谦虚的人格风度，使鲁迅将秋白看作党内优秀的代表人物，即自己真正信赖和拥戴的共产党人。

三

    秋白很早就阅读鲁迅的著作，他写于1923年的《荒漠里》一文，曾称赞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是“空阔里的回音”。不过，在一段时间里，由于秋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整体评价有误区，所以连带对鲁迅的认识亦不够充分和正确。秋白到上海后，通过较多地细读鲁迅的著作，尤其是通过与鲁迅的频繁通信和当面交流，他的观念和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心中确立了全新的鲁迅形象。于是，在1933年4月初的一天，秋白着手做一项有关鲁迅的工作。用杨之华回忆录里的话说：“我们在东照里住下不久，秋白就要完成一个任务：编一本鲁迅的杂感选集，并且要写一篇序文，论述鲁迅和他的杂文。秋白认为有必要为鲁迅辩明是非，给鲁迅一个正确的评价，以促进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战斗，并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这项工作的结果，便是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本有特色的《鲁迅杂感选集》，尤其是出现了一篇后来为文论界所熟知，并被尊为鲁迅研究奠基和经典之作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从相关史料来看，当年的鲁迅对秋白这篇序言是满意的。据冯雪峰回忆：“对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论文，鲁迅先生是尤其看重的，而且在他心里也确实发生了对战友的非常深刻的感激，因为秋白同志对于杂文给以正确的看法，对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给以应有的历史性的估计，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在中国那时还是第一次。”

    鲁迅曾多次称赞秋白的文艺论文，认为“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以此推论，他对秋白《序言》的认同和感激，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序言》更多体现了秋白获益于先进理论与斗争实践的高度的清醒、睿智与洞彻，更重要的是，它对应着鲁迅特有的精神特征与人生轨迹——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求索，不断的扬弃，永远视自己为“中间物”，情愿做中国大地上的守夜者。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说，秋白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对这些，鲁迅自然会生出深深的感激之心和知遇之情。在这种前提下，他由衷敬重秋白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古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