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成长受到家庭、学校、社会三种环境的影响，其中家庭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典型的血缘文化，在圣贤先哲们看来，治家是治国的基础，个人的荣辱兴衰功名祸福几乎系于整个家庭之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家庭教育，有“居身务期质朴，训子要有义方”的良好传统。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重视对孩子的行为规范、道德品质教育。历史上有关家庭教育的论著以及各种家规、家范、家诫中，无一不把教子成人作为论述的重点。《颜氏家训》是颜之推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他主张，“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父母既要有威严，又应有慈爱，对子女的教育要适时适度，不能“恣其所欲”，只有寓教于爱、爱教结合才是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他还主张节省和俭朴，强调尽可能地周济穷人，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起到一定的抨击作用，至今也仍是值得发扬的美德。《戒子通录》有言，“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教育孩子，既要引导他们学习知识，又要在家庭伦理等方面彰显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智慧，否则就会导致“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古代的清官廉吏大都自幼饱读诗书，品行端方，十分注重个人修养。他们走上仕途后，除了严于自律、政绩卓著，也很重视言传身教、严格治家。相传，林则徐家中挂有一副清白传家、财不留子的名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副对联在家庭教育方面一直被传为佳话。明代南安知府张弼也写过一首《寄内》的诗，同样被视为经典：“四儿六岁五儿三，莫把肥甘习口馋。清白传儿无我愧，诗书事业要人担。三餐淡饭何须酒，一箸黄虀略用盐。闻说有人曾饿死，算来原不为官廉。”这种“仁以充之，礼以立之”的“大丈夫之心”，也正是教育子女抵制贪婪、拒绝腐败的“不二法门”。《训俭示康》是司马光专门对儿子进行勤俭教育的家训，他引用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告诫儿子，“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他不仅要儿子身体力行，还要求他用这种品德教育子子孙孙。

    清代官场上流传一句谚语，叫做“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指的是三种人，“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三爷”未必才无可用，但居高位者决不可将之委以重任，因为这些人“内有嘘云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虑。威之所行，权辄附焉；权之所附，威更炽焉”，他们往往会倚仗自己亲属的权力，狐假虎威，残民以逞，“通贿赂，变是非”，“弊难枚举”。这种情况下，即便自己廉洁奉公，却也会因为对亲属的肆意放纵而落得“废职亡家”的结局。这句谚语实际也是告诫为官之人，不仅要洁身自好，更要严格治家，不可让亲属逞威弄权，尤其不可一味任用至亲，“一用子弟至亲，百弊丛生”。明朝有名的廉吏王翱，一生历事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五朝。他为官清正，对家庭成员也要求甚严。王翱的女婿在京郊做官，想调到京都，王夫人疼爱女儿，又深知丈夫的脾气，于是准备了酒席，想趁王翱高兴畅饮之际提出调女婿入京之事。不料，王翱听后勃然大怒、寸步不让。当时的皇帝非常欣赏、信任王翱，王翱的孙子便想利用祖父的影响一试科场博取功名。知道此事的王翱态度强硬，坚决反对。身为父亲、祖父，王翱的做法也许少了些亲情，但他遵循“以身立教”的原则，树立起了不徇私情、清廉治家的榜样。（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