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十三载感慨诸多：十年树木，不及一夜风摧；学校教育难敌社会风气。由此想到廉政教育之难，想到兴廉政文化之重要。

    精心种树、务树十年，一场台风忽至，结果树连根撅起，植树之人只能望风兴叹。教育学生十几年，其中没有那一节课、哪一句话不是教学生如何做人，结果，稍不留神学生进一次网吧，看一场黄碟之类，立马思想变化，随之道德极有可能滑坡。君不见：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给学生输灌上大学理念，结果高考刚一考完，许多学生就立即把捧了十余年的书本当废纸卖给收破烂的。君不闻现在大学生上学三件事：读书、上网、谈恋爱。其结果，直接导致现在的许多大学生素质比不上过去的中专生，诸如此类。

    故而叹息，什么样的池养什么样的鱼，什么样的社会大风气，造就什么样的人。以此类推目前的廉政建设，如同一理。

    为此，敝人又在网上翻阅了一下近几年的有关反腐大案，尤其看到建国以来最大走私案：赖昌星行贿走私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赖昌星一座小小的红楼，其对官员的影响程度竟然比中央党校的作用还大。许多被牵连落马的官员在狱中都好像又幡然醒悟，痛心疾首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放松了世界观改造，辜负了党对自己当多年的培养等等。

    由此，敝人总结出一条不成熟的看法：减少自然灾害的最好办法是大环境的治理，廉政建设是长期的，官员的教育在于长期的廉政文化渗透与教育，在于社会风气的好转。

    回想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人普遍穷，但官员的廉洁程度堪称世界之最，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不见得比现代人差。原因之一，那时的社会大环境是人人见贪官如同过街老鼠，社会至上而下用一种思想武装，就连农村不识字的老头都会背诵老三篇，更何况政府官员。当然也不能因此说现在社会对人的思想教育落后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观，社会物质也较过去丰富了很多，但出现的社会问题也跟着增加了许多，表现在各级政府官员中，则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廉政工作之艰巨。

    纵观历史，朝廷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立足治吏，吏廉者政自然清，《杂言》上第四 “或问曰：君子曷敦夫学？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学而知之者众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乱，皆学废兴之由。敦之不亦宜乎。君子有三鉴：世人镜鉴，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此君子之三鉴。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民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若夫侧景之镜亡鉴矣，但知镜鉴是为无鉴。”此段话的大意是，有人问，君子为什么注重学习，人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几乎没有，不管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是草民百姓、学子，所明白的知识和道理都是后天学习得来的；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都是因为学习的缘故。君子有三戒：以世人为镜，以前车之鉴作为教训，以先贤为师，只有这样才能内心像镜子澄明。然后从夏商周秦的利弊谈起，说明一个道理：学习对人一生的重要，推知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对于育人、治世的影响。同样，儒家张扬的“四维”以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起点在于读书——明理——做人，做好人才能做好官。 《申鉴》中说“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忒惑，外无异望。”几句话切中要害，老百姓是上行下效，各级官员只有常怀戒备之心，规范自身行为，才能教化百姓，使政治清明，外无忧患。

    孔子曰：“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道家也主张廉政而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墨家最先把廉政作为重要德行提出来，认为君子之道有“廉、义、爱、哀”四行。法家则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廉”是治国纲领“四维”之一，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礼义”两字指的是人际关系，“廉耻”两字指的是道德修养。古人对廉政的倡导，实际上是强调以“廉”为操守、为官德，鼓励官员以“廉”来获取从政的声名。所谓“廉者，政之本也”、“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耻，立人之大节”、“廉耻者，士人之美节”等说教，俯拾即是。古人将清廉作为对官吏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即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公生明，廉生威”，千百年来无数事实证明，清廉自守乃为官之本也。与封建文人的文化不同的是，我们倡导的廉政文化，正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鲜活实践，它构成了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以服务于天下大公为目标，以实践党的使命为宗旨，无论从胸怀气度或理想高远上都是旧文化无法比拟的。

    回过头来再来分析，现今社会的最大矛盾在于干群关系，在于贫富不均，根本原因在于信仰的缺失。历史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我们今天重读古史其目的在于借鉴，在于察今，在于发展。廉政文化的宣传在于使当今各官员自觉守操，堡垒攻于内，外患也来自于内，内乱之根本在于官员的道德底线降低，或被腐蚀，破损。

    由此可见的现今廉政文化建设是作为“腐败文化”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这话听上去似乎荒谬，但是细究当今的社会现象，会发现确实存在着一种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空气，在物质、制度和心理的层面上，都不同程度地形成和孳生着一种激促腐败的不良文化。这种文化的消极影响，使社会价值观念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大幅度的偏畸。从近年来反腐倡廉的实践看，腐败仍处于多发易发的状态，正直的人们老是不明白，为什么违法违纪的金额越来越大，为什么“拔出罗卜带出泥”的集团性腐败屡屡发生，为什么顶风作案、前腐后继、屡抓屡犯、越抓越多？当一种事物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偶然行为所致时，其背后必有文化的原因。在“礼尚往来”隐蔽下的物质上的腐败，在阳奉阴违掩盖下的制度上的纰漏，在“人以群分”形态下一伙人中间流行的腐败理论，氛围所致，相互张目，纵容掩护，前赴后继，整体上产生了一种畸型的“游戏规则”，一种在特殊人群中引以为经典秘方的歪理邪说。有些邪说已经被编成段子、顺口溜甚至名句格言。它们的影响所致，就像一只老鼠坏了一锅粥，使腐败产生的畸型价值判断，细菌般地弥散向社会，导致“笑廉不笑贪”、“羡腐不羡廉”的咄咄怪事。这就是“腐败文化”在起着想象不到的作用。“腐败文化”像疾病一样侵蚀着党的肌体，改变着党风政风甚至民风，文化领域的整肃必须以文化的手段，用先进文化去战胜落后文化、用新鲜文化去取代腐朽文化。心理价值上的改变，不是能用“高薪养廉”一养了之，制度和理论教育也只能起到外在的作用，真正要解决问题只能靠“以心攻心”。腐败只是一种现象，背后却是文化心理的扭曲，因此必须用文化的手段来矫治。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历朝历代都以树立清官作为官吏的典型，廉政建设也以一种廉政文化的形式，自上而下宣传，从古代许多廉政楹联就可看出其用意。如：宋代包拯为官清廉，惩贪罚奸，世所称颂。后人为纪念他而建立了许多包公祠，并撰联表达对他的敬仰之情：“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一颗赤心悬日月，两张铁面斥奸邪。”“铁面扬威到处佞谄匿迹，金鞭耀武随时良善扬眉。” 这些联句，从不同侧面讴歌了包拯铁面无私、惩恶扬善的的清官风范。明代弘治年间，官场行贿求官之风盛行，百姓怨声载道，对其深恶痛绝。吏部尚书王恕为告诫内外官吏，并警示自己，曾在官署大门挂联一副：“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户部右侍郎张津任南安知府时，也曾为所属浙江海宁县谯楼写过这样一副对联：“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上联提倡对民实行惠政，下联诫勉属官务守清廉。 清代在桂林做官的赵慎珍，在升迁时为正己身，亲自手书警联自诫：“为正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为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道出了为官者克己奉公、勤政为民的高风亮节。

    另外敝人还有一个小发现，封建社会那些敢把自律对联贴于大堂之上供众人监督的，历史上好像确没有他们的腐败记录，换句话说，他们多少能考虑到一些个人脸面和言行一致的问题，至少不犯祖宗和百姓痛骂的大错误。但现代社会不知什么原因有些相反，那些越是喜欢讲马列，越是喜欢教育别人，越是喜欢在大会及其它公共场合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人，好像越会出大问题。他们的“脸面”全靠利益和虚伪勉强撑着。利益丧失，脸面似乎就无所谓了。
由此突发奇想，现代官员在自律问题上能不能少讲点人所共知的革命大道理，敢不敢也像封建官吏一样向黎民百姓来点实在的表态，不说“远报儿孙，地灭天诛”，就讲一点，把勤政廉政与个人命运联系起来。总是不讲脸面吗？那么好办，一旦发生劣迹并查证属实，除经济赔偿以外，不管劣迹大小，职务、工作统统一搂到底如何？

    如此使廉政文化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学习之本，廉政之风，行遍神州大地，真正使现代社会的民主监督制落到实处，使正气充斥整个社会，何愁发展之中，几个蛀虫嗡嗡，何愁官风不振，社会风气不清？（作者：眉县纪委 朱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