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文人雅士的书斋故事，发现不管是斋居何地，很多书斋都缀饰着果木之秀美，甚或书斋主人亲自种下一片浓绿。

    唐代书法家怀素，一生喜好芭蕉。为绿色，也为节约纸张，他在湖南零陵故里种下芭蕉万余株，以叶代纸，挥毫习字，勤学苦练，终成一代狂草大家。取其所居一片绿色，书斋取名“绿天庵”，芭蕉亦因此得别名“绿天”。

    宋代名相李纲的书斋名为“桂斋”，盖因他喜欢桂花树并以桂花品格自勉。少年时，他在书斋前种下一棵桂花树，以明“蟾宫折桂”之志。成年后，终成一代治国有方、政绩显著的抗金名相。晚清政治家、民族英雄林则徐少时曾在李纲祠旁筑庐读书，也命名为“桂斋”，并自撰一联“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以表达他对李纲的仰慕之情。

    清代经学家惠周惕，是江苏吴县人。他曾从东禅寺移植一株红豆树栽于自家庭院，很是喜欢，遂命名自家藏书楼为“红豆书庄”。惠周惕的儿子惠士奇、孙子惠栋皆为经学名家。惠士奇有书斋名为“红豆斋”，惠栋也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小红豆”。祖孙三代，三株红豆，三代所好。

     现代文艺理论家胡风的书斋名叫“四树斋”。当年，他居住在这里的时候，与夫人在小院里种下了他们喜爱的梨、紫丁香、蟠桃和大白杏四棵果树。1953年，他到这里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署名“四树斋”。由此可见，他对这四棵树是多么喜爱。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曾身居北大燕南园30多年。因家中庭院植有三棵松树，刚劲挺拔，虬曲盘旋，因此他在86岁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三松斋”。同样喜欢松树的还有近代教育家经亨颐先生，他曾自题室名“长松山房”，并作“松”诗一首：“山房小筑午湖滨，我爱长松作毗邻。依旧松涛天外韵，不知林下有幽人。”

    著名画家、文学家丰子恺先生，1922年应邀到浙江春晖中学执教。因爱柳，他在居室内一墙角处栽下一株小小的杨柳树，并以此作画，居室取名为“小杨柳屋”。同样爱柳的还有史学家陈寅恪，他的书斋名为“寒柳堂”。

    国画大师齐白石35岁时，在故乡湘潭盖了一幢房子，周围种植有许多梅花树，于是为居室取名“百梅书屋”。有同样爱好、也同是画家的朱屺瞻先生，抗日战争前在故乡太仓浏河的老宅旁遍植梅花，自题书斋名为“梅花草堂”。抗战胜利后，画家移居上海，购得一屋，又在屋旁植梅数十株，仍取名“梅花草堂”。

    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1919年移居北京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院，院内有棵古槐，浓荫蔽日，故他把书斋命名为“古槐书屋”。他在《古槐梦遇》自序中云：“古槐者不必其地也。”显然有随地生存的意思。他又自谓“三槐之一”，“三槐”本意指周代外朝所植的三棵槐树，因此他的自谓又有谦称“外朝”人物之意。

    也不是书斋名中有“绿”有“树”，就一定房前屋后真的有棵树。例如，作家刘心武的书斋名为“绿叶居”，是因为他在1978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后而得名。（武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