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网】(李军裔)王思科（1909-1935），字建安，又名汪铭，男，汉族，云南保山人。青年时代在省立保山中学读书，勤奋好学，常读英语和马列书刊手不释卷，父亲叫他“书呆子”。1925年，王思科到缅甸求学，追求进步。二十多岁的他，一头浓厚的黑发，全朝后面梳去，脸面白净微胖，显得很是安静，眼睛露出微笑，仿佛对什么都感兴趣；又好象有个很好的提议，正酝酿在他的心头。当时他在仰光福建华侨家作家庭教师，心里很是苦闷，常想到海上去漂泊，说：“做个海员多好，明月之夜，坐在甲板上，对着大海，弹着琵琶，何等有味。”他交的朋友大都是年轻人；有比他小几岁的他的学生，有替人烧饭兼守仓库的小伙子；有在面店里跑堂的小伙计。他和其他华侨一样，经常穿西装，系领带。还拿一根手杖，走起路来很文雅，又很神气，使人看起来好象难以接近，实际上，他极其和蔼，很容易谈得拢。1928年，王思科在仰光参加，由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组织—缅甸共产主义小组，目的是反抗统治缅甸的英帝国主义，帮助缅甸人民独立。这个组织，收到的是马共中央的文件，都是用药水写出来的，要用火烤后才能看得清楚，这些文件由“王思科”的一个姓陈的学生保管，这个学生由王思科介绍，参加了这个组织，他小小的年纪在亚弄缅甸人住宅区中，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并保管秘密文件，没有发生过意外的事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得到了马共中央的指示，改为缅甸地委，王思科负责组织工作，大约一年以后，他被马共中央调到新加坡，担任团中央的宣传工作。由于缅甸地委需要一个熟悉缅甸情况的共产党员，半年多他又被 调了回来，仍然担任起组织工作这个重担。此时、他在华侨办的华文报纸《仰光日报》，做翻泽工作。仰光日报虽然名叫日报，其实际上是下午四五点钟才印出来的，它的英文名字就名符其实了："Rangoon evening post"。每天登的外国新闻都是从当天一早出版的英文日报上，翻译出来，然后使用。“王思科”是在省立保山中学，学习过英文。后来在仰光一面教书，一面努力自修，英文大有进步。但最初担任翻译工作，还是有些吃力，经常把一本英汉词典，揣在西装裤袋里面，一遇到不懂的字句，便悄悄地摸出来一看，然后又赶快塞进裤袋里面去。他到不怕人看见了，会笑话他，说他英文程度不高，他是怕报馆的负责人知道了，不让他在报馆工作。那时在仰光的地下工作者，没有经费来源，全靠每个成员从自己的工资中，除了自己的伙食和零用钱外，全部都交给了党的组织。很多的共产党员都捐出整个月的工资，党组织因此有了活动经费，可以租房子保管秘密文件，可以派代表去新加坡参加党的秘密会议。

王思科和在《新芽小日报》做编辑的“艾芜”住在一起。他在生活饮食上是很简朴的，只是因工作需要，穿着上比较讲究，笔挺的西装，漂亮的领结，全朝后梳的满头浓发总是涂有油的。后来两人又搬过几次家，他们同报馆的几个工友、文化书店店员、跟商报一个姓王的编辑关系很好。后来，“王思科”和“艾芜”连同另外两个朋友一齐被英国政府逮捕，关在仰光的拘留所内。天天派人从外面华侨饭馆买饭菜送给他们吃的，就是这位姓王的编辑。

    1930年的冬天，“王思科”被英国和缅甸政府逮捕，因“艾芜”在《新芽小日报》做副刊编辑兼做校对，《新芽小日报》是租《仰光日报》的房子来办公，工作又和“王思科”是在一起的，因此也同时被捕。他俩被捕以后暂时被关押在百尺路那个警察署内，一间狭小的屋子，刚刚容得下他们俩个人。他们俩面对面站着，互相望了一下。“王思科”从西装的裤袋里摸出一叠信笺纸，小声的对“艾芜”说道：“这个东西还带在身上哪！”“艾芜”一看，吃了一惊，原来是马共中央寄来的文件，刚用火烤过以后，在普通问候的字里行间，现出了褐色的楷书细字。大概是这天早上收到的，“王思科”就一直放在西装袋里，准备一得空悄悄地摸出看，他还没有来得及看。但他没有惊慌，只四下看了一下，便赶快在潮湿的地上，用力擦，使纸变绒、让它站污起来，叫人认不出字迹，然后再撕碎，但却没有地方抛，“王思科”又把它塞进裤袋里面。后来，他们俩又被送到仰光警察局的拘留所里，在警察局的办公室登记他们俩的姓名的时候，“王思科”很机敏地把它悄悄的丢在字纸篓里面了，一直没有被人发现，一切动作都是从从容容的，脸色一点也没有变。

    他们一同押在一间屋子里，约有四十多天，“王思科”他一直是愉愉快快的，没有一点忧愁的样子。后来英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决定将他们俩驱逐出国，押上去厦门的轮船。到达了香港。英国、香港政府又把他们俩个人，押上岸去，在香港的拘留所关了一夜。在里面简直没有一个地方能躺下，只能各人坐在自已的衣箱上，随便打下盹。香港政府，这样对待他所拘留的人，非常令人愤慨。“王思科”却不以为然，微笑着说：“我们就来开开夜车吧”。于是他从衣服箱里面取出两本书来，一本给“艾芜”，一本自己看。第二天早上，香港政府又把他们俩押上轮船，不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却留下了他们俩的像片和手印，这是准备他们俩再到香港，好作为拘留的把柄。在清晨微雾的海上，他们看到了“香港繁华的一角，一层层的街道洋房，带着晓雾和夜的阴影，再慢慢地移去，渐渐地消失了。“王思科”向香港那面摇一下拳头，微笑地说：“简直是个胆小鬼，就这样怕我们!”轮船开到了厦门，他们俩上岸以后住在一家旅馆里。由于听不懂闽南话，不大敢在街上走动，住了三天。“王思科”第一次出现了忧愁，心情也一直地不安，因为1930年的冬天，“王思科”和其他的几个负责同志，陆续被捕，仰光华侨的党组织，无形中就散了。后来“王思科”和“艾芜”他俩一同来到福建农村的一个小学校当任老师，俩人一同住了些时候，看到了上海出版的“萌芽”、“拓荒者”、“大众文艺”、“奔流”这类文艺刊物，他们俩看了很是高兴。但“王思科”读了以后，却对“艾芜”说道：“我是不想干笔墨工作了”。不久他就走了，留下一些衣服和钱给“艾芜”。“艾芜”到了上海以后，接到了仰光友人的来信，说他们接到了王思科的信，是福建长汀寄来的，信封上有苏维埃的邮票和邮戳。当时王思科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几重封锁线，到达了他所向往地闽西苏区、长汀，又改名为“汪铭”。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途中光荣地牺牲，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3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的说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市。”他是怎么算出来的？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战校学习时，亲自听到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1日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余里计算，共25550华里，略为二万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