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对事业和工作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 九步”的准则。叶剑英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 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31年4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反映在肃反工作上，保护了许多同志。1933年，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

当时在敌后万泰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任弼时不相 信这一口供，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 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 判断是正确的。

为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 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 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据理力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938年2月，任弼时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久，他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国际上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之后，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

当时共产国际的有些领导人，不太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把王明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为了改变这种错误的印 象，任弼时到莫斯科后，立即写了一个报告，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他在报告中特别说到，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 相结合。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已经完全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因此，他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由于任弼时同稍后到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一起，向共产国际作了大量的说明，使共产国际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转变了对中 国党内情况的看法。1940年初，当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提议再座谈一次时，任弼时又请周恩来谈王明回国后的情况。在这次座谈中，季米特洛夫也谈了他 对王明的看法，认为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并且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同年七八月，党中央任命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从此，他成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整风运动开始后，曾发现有少数阶级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进行破坏活动。为纯洁干部队伍，党中央于1943年3 月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并随心所欲地指名道 姓，一次就圈定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200人的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间，全部关了起来；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 人。这样一来，把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成了怀疑的对象。

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对 “七大”代表的任意怀疑。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 《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 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叶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