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创建的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一隅，在18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自然资源贫乏，灾害频繁，150万人口靠天吃饭，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中共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伊始，虽与艰难相伴，但却注重民力蓄养。1937年至1940年，边区政府通过实施“休养民力”的良策，既让中共在边区站稳脚跟，也使民众基本生活得到一 定程度改善。

皖南事变后，由于国共矛盾急剧上升，国民党不仅停发了抗战初期以来发给中共军队的一切军饷，更变本加厉对陕甘宁边区 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断绝一切外来经济支持。边区财政中最多达85.79%的外援断绝，使边区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整个边区“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 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选集》第3卷）。为解决财政问题，边区政府被迫加大公粮征收量，甚至不得不动员大批 干部两次向人民借粮，其间边区在1941年春季还出现严重的粮食恐慌。而更严峻的挑战是，为保证1942年度边区党政军人员粮食供给与牲口草料，至少还需 要征收20万石公粮。

为完成这一工作，边区政府动员中央党校和各机关大批干部组织工作团，严厉地要求“粒米根草入仓入站才算完成 任务，否则不准回延安”。截至1942年5月，20万石公粮任务才告完成。在人穷地瘠的陕甘宁边区，人民全部承担20万石公粮实属不易，事实证明，20万 石公粮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边区政府物质危机，但负面效应也相当明显：一是征收比例失调。20万石公粮占当年总收获量的比例高达13.85%。二是地域 负担不均。三是引起民众不满。频频借粮和高额征粮，严重干扰民众正常生产生活，一些群众因不明了粮食政策而移民，个别人员和商号对抗公债、公粮，还借故停 业。而公粮工作中存在的宣传组织不力、公粮统计不明、群众负担不公、个别干部缺乏信心和私情包庇等问题，更加重了群众的不满情绪。

不断增加的公粮征收任务，已经引发民怨。1941年6月3日，一位农民的驴被雷电击毙，这位农民对公粮征收不满，于是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还有个别群众为之附议。

毛泽东得知后，阻止了保卫部门追查这个农民的做法，安排核查公粮征收情况。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设立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调查研究 局，8月1日，中央下发《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地方党委也要设置相应调查研究机关，动员全党、全军机关和同志开展调研。经过缜密调研，党政相关部门 得出结论：边区农民的负担承受力“已达到了顶点”，仅能“勉维生计”，若此后再不调整和限制公粮征收数量，就是竭泽而渔，将“滞碍边区经济的发展”（《陕 甘宁边区人力畜力物力动员第一次调查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假如边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今后该怎么办？

二

不难推测，倘若继续让人民负担全部公粮，必然会动摇中共在边区局部执政之基础，更有悖于党的宗旨。基于对这一危险的充分认识，1941年3月至11月期 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先后七次召开会议，其间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等中央领导就边区财政经济实际问题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反复、甚至激烈 的讨论，重点研究了粮食生产、发展农业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最终拍板决定，实行半统筹统支的财政经济政策。这就意味着，公粮征收将从动员人民全部负担转 向边区党政军和人民共同合理负担。这一决定，彰显出中共以人民利益为归依制定政策，尽一切办法减轻民众负担，维护人民切身利益的执政理念。

根据中央合理负担公粮征收的政策，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财政实行统筹统支办法》等系列文件，要求“各机关、部队、学校一般的均须参加生 产，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必须保证蔬菜、肉食能全部自给”，边区从工作实践与制度化设计上下功夫，且取得了显著实效。

一是坚 定实施生产自给。毛泽东明确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口号，要求部队机关学校组织起来，成为劳动大军。在此口号激励下，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 荼，效果很快彰显。大家披荆斩棘，战胜重重困难，一些过去荒无人烟的地方如南泥湾等，被建设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 北好江南。1943至1945年，边区部队、机关、学校自产粮食达到4.6万石、8.6万石和2.1万石，自给粮食占公粮的比例分别是28.75%、 57.74%和17%，大大减轻了边区民众经济负担，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二是认真推行精兵简政。1941年11月，李鼎铭等开明 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联合提案，建议实行精兵简政之政策。毛泽东高度重视，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的对症药”。中共中央决定把精兵简政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边区与各根据地实行。此后直至1944年初，边区政府根据这一方针连续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 政，政府机构各厅、处、院等内部机构，裁并了1/4，吃公粮的政权系统人员精简1000至1200人，达到了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三是切实公平人民负担。1942年4月，边区政府宣布当年只收公粮16万石等政策措施，并坚决执行。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我们提议从1943年 起，每年征收公粮18万石。以后若干年内即固定在这个数目上”。事实上，1943年至1945年期间，边区政府实征公粮数为18.4万石、16万石和 12.4石，实征占收获量的比例为10.16%、8.83%和7.75%，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行曲线。同期，边区政府还调整征收办法，制定《救国公粮征收 条例》，降低起征点，提高起征率；实行在调查基础上结合民主评议征收公粮。通过这种方式，使公粮征收覆盖率扩大到人口80％以上，负担更趋合理和公平，同 时让民众意愿能得到充分表达与体现，公粮负担更为公开公正。

四是坚持农业生产第一。1940年11月23日，边区中央局在《对财 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中提出了“边区的经济建设目前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第一位”的要求。次年，边区政府提出了“开荒60万亩”，“全边区增加粮食产量40万 石”的具体目标。1942年，边区政府提出“按户计划”的工作方法，要求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制定开荒、种地计划，并进行检查，具体内容包括：组织移民 难民开荒、组织劳动互助合作、开展劳动竞赛、改造“二流子”、改良农作法，等等。这些政策举措，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短短四年里，边区耕地就从 1941年的1241.3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万亩，增加了17.5%，粮食总收获量从1941年的145.5万石增加到1945年的 160万石，增加了9.97%。

历史证明，边区粮食新政是中共宗旨意识的具体化，该政策不仅使边区民众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更增强了民众对中共及其政策的认同感，进一步夯实了中共在边区局部执政的社会基础，为我们党度过抗战艰难时期，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储备了民心与民力。

三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虽遭遇到空前的经济困难，但是，由于党中央审时度势，顺应民众期盼，领导边区政府及时调整公粮征收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从而 疏解了矛盾、化解了困局。在此艰难过程中，我们党所体现出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对今天我们做好各项工作依然有深刻的历史启示：

首先，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事实证明，唯有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归依，调整和制定政策，才能得人心、固基础，进而带领人民共度时艰，走向光明 前程。其次，必须保持与民众的血肉联系，永不脱离群众。要坚持通过调研掌握真实情况，结合实际不断调整政策，使政策充分吸收民意、尊重民智、维护民利。第 三，必须正面应对困境，转变思路，寻找出路，在解决困难过程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第四，制定政策和设计目标，都应符合当时当地实际，考虑广大民众的承担能 力，不能跨越阶段。

总之，正如亲历者所总结，当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公粮征收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因为我 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王政新《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工作》，《陕 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卷）。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体现在所制定的公粮征收政策里，也体现于公粮征收的实践中。所有这些与同期国民政府实施的无 视民众利益的粮食征收政策，以及征收过程中盛行的腐败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国民党粮食部长徐堪承认的：在田赋管理的“四个阶段——征收、储存、运输和分配 ——中没有一个阶段不存在着腐败”（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一叶落而知秋，这正是国共两党因不同宗旨而必然会导致的迥异结局。历史发展已印证了这一 逻辑，且更在告诫当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牢记宗旨，时刻保持警醒，对人民永怀感念之情、敬畏之心，才能凝聚亿万民力与智慧，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者单位：重庆市纪委 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