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月令》是东汉末期的一本古农书，记述的是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田产的地主庄园一年四季的家庭事务安排。这本书既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庄园里的农事安排、耕作技术，也让我们看到了庄园里的社会管理以及庄园主对维护一方平安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义务。
 

三月里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继富；度入为出，处厥中焉蚕晨尚闲，可利沟渎，葺治墙屋，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在富人的心中，这个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但不能出现饥荒，当务之急是赈济穷人。所以，特别提出“不论亲疏，都要赈济，甚至可以罄家继富”。九月如是说：“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十月提出：“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与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相逾越。”作者认为，帮助穷人度春荒、御寒凉，这是富人应主动承担的社会义务。类似的论述和观点在传统文化里还有很多。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除了重大自然灾害外，扶贫不由政府包办，主要由富人承担扶危济困的社会责任，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好传统，现代富人应当继承发扬。
 

传统上，富人回报社会并形成一定的文化，呈现几个鲜明特征：一、富人以维护地方平安为己任。每当时局动荡，或外敌入侵，或政权更迭、群龙无首的危难时刻，都是富人出面苦撑危局，维持地方治安稳定。二、扶危济困，共渡难关。遭遇自然灾害时，除官府外，大多是富人出面救济灾民，放粮舍饭，在政府和大众之间发挥沟通情况、维持稳定的作用。三、带头创办地方公益。如清末兴办新学，捐粮捐钱捐地，使流浪者有葬身之地；办养老院、孤儿院等。四、富人也是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传播的推动力量。从前，种土棉产量低、棉绒短。民国初年，教会的神父推广美国棉，谁也不敢种，有些开明的富户便带头种，从而使我国的植棉业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诸如此类的新技术推广、革故鼎新，举不胜举。五、勤俭治家、教育后代是富人文化的亮点。不论古今中外，越是富人越懂得节衣缩食、勤劳致富。传统文化里有不少治家格言，肩负着教育后人的历史责任。诸如此类，富人承担社会责任是不容否定的客观存在。
 

《论语》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并告诫世人“富与贵，人之所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勤劳致富、科技致富、智慧致富、资本致富都是光荣的。富并不是坏事，致富奔小康是当代人的共同理想，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全民族的价值取向。靠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等不正当手段发财极易引发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老子把“上善若水”视为理想。儒家也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构建和谐社会，富人的身体力行具有导向作用。儒家强调“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这一切都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关键举措，也是富人文化的核心内容。
 

身处革命时代，我们要推翻的是一个政权、一种制度体系，不需要温、良、恭、俭、让。但是，文化是消灭不了的。任何政权要维护好社会稳定，都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新的安定和谐，需要用多维的思维方式，吸取多样的文化营养，其中就有富人文化的精华。既然是一种消灭不了的文化，就应该客观地历史地看待它，继承、融合、丰富它，使它为我们服务。构建新的富人文化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的渴望。现代的富人比穷人更需要这一文化。
 

当今社会，富人不少，财富和社会影响力空前，如果富人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如何能带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外历史有力地证明，“富而有德”和“贫而有德”同样重要。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不少富人忘乎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把这种人称作“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如果富人仅仅停留在对机遇的庆幸和“财大气粗”的“初级阶段”，如何能成为主流？今天的中国富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告别“问题富人”，走向“阳光富人”！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讲究“富道尊严”的国度。富人的“富道尊严”有三层含义，一是富人应兼具道义和道德于一身。尊富不是尊重富人的“财富”或身体，而是尊重富人的道义、人格和品德。二是富人必须具备令人景仰的知识和人格魅力。三是形成尊富的社会氛围与心理、习俗。四是富人应有社会责任感，积极投身造福人类的社会实践。
 

富人文化、穷人文化都应该牢牢记住《沉思录》里的那句话：人们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王济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