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写了《永不失望》一书，不失望的理由是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生命力极强的“人观”或“民观”。万里长城为什 么要这么长？中国长城不是城堡，不是为了保护城堡内贵族的安全，而是企图保护长城内所有生灵和庄稼的安全。清末该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有人曾努力于向 西方学君主立宪，结果，中国人抛弃了帝制。而英国王室却存在至今。为什么？不能忽略中国文化里“民贵君轻”的选择力量。中华文明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不 曾中断地持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国传千古而不朽的对“民”的尊重，是最重要的因素。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首篇为《尧典》。尧是五帝之一，他最为世人传诵的是不以帝王之位为私有，不传 子而传贤。原文开篇写道：“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赞颂尧的第一个词即“聪明”。这里，“聪明”的含义不是今人赞 扬某人机敏有智的意思。“聪”指听得广远，能融会众人的声音；“明”指看得高远，洞察细微，能像日月那样照见亮处和暗处的事。这是对领袖气质的赞誉。

《尧典》接着写下的经典名句也多如四言诗句式，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 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百姓昭明”的“昭”字，本义是昏暗中出现一抹亮光，即晨曦。在我读来，这里是讲百姓氏族从昏暗的日子里看到了曙光，进而，尧还协 调万邦的和睦关系。“黎民于变时雍”，是说天下众多人民也随着变得友好和睦了。你看，在《尧典》里，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已讲得如此智慧而生动。

尧时期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皋陶，他辅佐了尧舜禹三代帝王。《春秋》称“尧得皋陶，聘为大理，舜时 为士师”，后世史家解释说，这是讲皋陶被任命为司法大臣。我读《大禹谟》，也见舜帝赞扬皋陶司法的功劳。皋陶却回答说：“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 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这是说，最重要的并非我司法的功劳，而是舜帝您的德行没有失误，对下级行政简约，对民众宽容大度；惩罚不牵连 子孙，奖赏施及后代。对过失犯罪，即使罪大也会宽宥；对故意犯罪，虽罪小也要惩罚。遇罪行轻重难定，从轻发落；遇功劳大小难定，从重奖赏；宁可错放罪人， 也不错杀无辜。这种珍惜生命的品德，合于民心，这是人民遵循法制的原因。

我读《尚书》，每每惊叹于这是4000多年前的人说的话。这里的“罪疑”不是现在讲的“疑罪”。“疑罪”是讲 不能确定有没有罪。“罪疑”是指已经确定有罪，但在量刑上难以把握轻重，怎么办呢？皋陶说：罪疑惟轻。遇到罪行轻重难定，只能从轻，必须从轻！这里面是有 对人民的情感的。如果对人民没感情，就可能取相反的态度。

就在上述“皋陶说”中，他讲的是：这是由于舜帝您的德行没有失误，所以人民才遵循法制。面对舜帝对他的赞扬，他并非自谦，他深知如果帝王失德，即使有法制，法制也会废弛，那就没有天下安宁人民和睦了。

今天我们讲“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尚书》中这段“皋陶政治观”则是开先河的，而且讲的是“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并视德治比法治更重要。前者为国民之灵魂，后者是方法。

我读《皋陶谟》，见开篇即皋陶对大禹说：诚实地遵循和履行德，就会英明而使大臣们和衷共济。大禹说：对啊！可 是怎么才能做到呢？皋陶说：要谨慎地从修养自身做起，且要持之以恒。还要教导自己的九族亲戚们敦厚诚朴，才会有民间贤明的人来勤勉地辅佐。如此由近而可至 久远，在于从自身做起啊！（原文作：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大禹听了这番话不禁拜谢道：说得好！皋陶说：还要知人，还要安民。

在这段对话中，皋陶对大禹推心置腹地讲述了最高执政者的四项要务：修身律己，教育亲属，知人善任和使民安居乐 业。在这篇《皋陶谟》中，皋陶还讲出执政九德。大禹问：何谓九德？皋陶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 厥有常，吉哉！

皋陶说的这九德，是充满哲思和智慧的，每字所凝聚的意蕴，千古以来都很耐人寻思。我不敢说能解其妙，只能勉强 释读领略意会，我以为这九德是说：宽容而又严肃谨慎，温和并有主见，真诚坦率而又恭谦，有才华并恪尽职守，兼听而又果断坚毅，正直而又随和，简朴而廉明， 刚正而踏实，坚强勇敢而又符合道义。这九德彰显于日常行政，就有吉祥啊！皋陶接着说，能做到三德，就可以做卿大夫；能做到六德，就可以做诸侯；如果能把九 德普遍施行于政治，使有德才的人担任职务，那么官员都是才德出众的人了。众大夫互相学习效仿，百官各尽职守，并顺应自然，很多功业都可以建成。

皋陶没讲能做到九德就可以做帝王，但这九德，是对国家最高领导集团执政的最高要求。《皋陶谟》的最后一句话 是：“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意思是：我没有什么智慧，只是想辅佐帝王治理好国家吧！《尚书》中的《五子歌》，大约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五子歌》首句 就咏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说，人民可亲近而不可轻视。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固才有国家的安宁。这是很明确的民本思想 了。这民本思想是以亡政失国的血的代价换来的。

其背景是：大禹去世后，大禹的儿子启掌国政，启把帝位传给儿子太康，太康因失德而失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逃到洛河边，悲伤地追述先帝大禹的教诲，这便是《五子歌》的来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有此事。

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千古传颂的民本思想。孟子这思想是可以上溯到《五子歌》中的民本思想的。

《尚书·盘庚》中盘庚帝对大臣的训话， 也充满了要贵族大臣们关心民瘼、“恭承民命”的教导。如他讲的“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那段话，意思是我不会任用贪财的人，而会恭请能帮助黎民谋生者来肩 负重任。能躬身为民众谋安居乐业的，我将重用。今天我把我反对什么赞成什么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不要没听见。听着，不要总是聚敛财富，要为民谋生以建立功 勋。要把德政广施于民，要永远与民并肩同心。《盘庚》最后一句话的原文是：“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盘庚》记载的是盘庚迁殷的事迹。迁殷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迫于常闹水灾而迁都。我读《盘庚》，见大多数贵族 都不愿搬迁，有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很厉害。可见，即使有水灾，但商首都并没有到不能居住的地步。再读盘庚对贵族臣僚的训话，可见商朝的贵族臣 僚们已经腐败堕落得危机四伏。“若火之燎于原”，还能扑灭吗？这是盘庚说的话。我因之以为，盘庚迁殷的主要原因不在自然因素，而在政治因素。盘庚几乎是 “独断专行”地迫使贵族官僚们迁都，他带领贵族和臣民渡过黄河，迁徙到殷，就在长途跋涉和重建新首都的艰苦过程中，通过必然的淘汰和纳新，锻炼改造了官僚 队伍。盘庚迁殷发生在商朝中期，衰落的商朝经过迁都，整顿政治，得以中兴，又历时250多年。最后到商纣帝时期，商朝祖先曾有的“人民观”被遗忘殆尽。

有句话说“殷鉴不远”。距离商最近的是周，周如何汲取殷灭亡之鉴？周公认为，殷失天下，是因为失德，民与之离 心离德，于是“天降丧于殷”，所以靠“天命”统治天下是靠不住的。周取代殷，是因为与民同心同德。这就把“民心”抬到比“天命”还高的位置。至此，尧舜禹 时代的人民观被西周王朝的统治者继承下来。

此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型，生产力进步引发经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嬗变。这是个讲财富，讲 实力，讲权谋，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战车隆隆，生民涂炭的时代。这是孔子游说列国建议施行仁政而没有一国采纳的时代，这是老子弃职归隐乡间的时代。看起来 这社会是弱肉强食，上古文明如同在战火中付诸一炬灰飞烟灭，人民被视如草芥，再没有哪个政权会认为人民有什么重要了……可是，身穿布衣的孔子，还是把尧舜 禹乃至周公时期以“民本”、“民心”为重的思想继承下来了。孟子等又把先师孔子的思想继承下来了。以至千古以来，“上报社稷，下安黎民”成为中国古代不少 官员从政的主流理想。这正是文化的力量。

我曾经专程去山西拜访了“陶寺都城遗址”，拜谒尧帝、舜帝陵庙，还去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拜访了皋陶庙，看到在 士师村原皋陶祠遗址上新建起我国首家司法博物馆——华夏司法博物馆。我拜访士师村时总想，《春秋》称皋陶为“士师”，是誉称皋陶为官员的老师吧！其实皋陶 何止是官员之师，从《大禹谟》、《皋陶谟》看，皋陶还堪称帝王的老师。他讲的修身律己，教导亲属和知人善任，都是为了安民。他讲执政所需要的德才，乃至讲 司法要有珍惜生命之道德，都是为了“洽于民心”。民心是衡量政治是否昌明的标尺。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中，“人民”观确实已经存在，并且非常智慧，有烛 照千秋的光辉了。所以，孔子把皋陶同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皋陶的思想是影响了孔子的。你看，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皋陶论修身、管好九族 亲属，方能知人善任治国安民的思想，不是一脉相承吗？（王宏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