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处于庙堂还是远走江湖，他都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自始至终地关注社会现实，关怀民族命运，关心苍生社稷，他就是唐代诗人杜甫。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人，生于巩县，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造就了他一生的“稷契”襟怀。

　　“稷契”即稷和契的合称，稷是后稷，传说他在舜时教人稼穑；契，传说是舜时掌管民治的大臣，二人皆为唐虞时代的贤臣。《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种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思想，其实也就是儒家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心怀，我们在杜甫的诗文中也常常能感受得到。

　　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遭遇中年丧子的人生剧痛，痛定思痛后，诗人仍能将惦念和忧虑推己及人，“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份襟怀着实让很多人自愧弗如。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有云：“方幼子饿死之时，尚以‘常免租税’‘不隶征伐’为幸，而‘思失业徒’,‘念远戍卒’至于‘忧端齐终南’，此岂嘲风咏月者哉？”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既以稷契自许，亦以此来要求自己，他在指斥佞小干政，斥责这些人“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愤恨“君侧有谗人”，揭露他们“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儿媚至尊”的同时，仍不忘尽可能为百姓办实事，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就是指此而言。故而杜甫虽为一介寒儒，却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由时局动荡不宁而想到欲倾覆八溟之水，一洗乾坤污杂，为天下扫除祸患，虽为诗中之语，亦足见其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北宋王安石在一首题杜甫画像诗中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说来，这就是杜甫稷契襟怀的魅力之所在。

　　安史之乱，杜甫落入了叛军手中，一度身陷长安险境，从此他的伤乱忧时便与自身的遭遇联系在了一起，相继写下了《春望》《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等名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事击碎了国家的安宁祥和，盛世王朝变得满目疮痍。国难家仇，不知何时休止的战乱使其忧虑满怀！于是《哀江头》有云：“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无声的哭泣是为自己，更是为这个王朝。

　　虽身逢战乱，但杜甫的忠君恋阙之心丝毫未变。“况我坠胡尘，及归尽华发。”为国为民忧愤成疾，头发都急白了。他“脱身得西走”“辛苦贼中来”时，已经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兵荒马乱之中，不畏艰险，抛离家小只身投奔新君肃宗，这是怎样的一个“稷契”之臣？

　　乾元二年（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入蜀到成都，次年春，在亲友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谁知到了八月，一场秋风吹破茅屋，接着大雨又至，“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一家的窘困可以概见。然而，就在这最沮丧、最无助、最需要关怀的时候，杜甫却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慨叹。雨脚如麻的凄冷寒夜之中，置自己床头屋漏的劣境于不顾，推己及人，大爱天下，这样的稷契襟怀，怎不让人感动、景仰？

　　宝应二年（763年）春，杜甫居梓州、阆州间，时春旱严重，忽有夜雨降临，喜不自禁，遂作《喜雨》：“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由天旱想到农事，由旱灾想到兵祸，突然降临的夜雨，让杜甫喜出望外。但他深知，久旱之后的一场雨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老百姓仍不知何时能过上安宁的日子，自己心中郁积的愁思心结亦不知何时才能解开。这种心境之下，杜甫的思绪再一次由巴蜀飞跃到了吴越。据《旧唐书·代宗本纪》所载，宝应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远在巴蜀的杜甫，刚刚因为一场及时雨缓解了这里的旱情而眉头略为舒展，转眼之间，又担心起数千里之外的吴越之民来了。此等情怀，确实让人不得不感喟。

　　杜甫有过居庙堂的经历，但更多的时候是身处江湖，可他始终保持着初始的那份稷契襟怀。位卑未敢忘忧国，暮年的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思君报国之心处处可见。如“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霜天到宫阙，恋主寸心明”“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等。对此，南宋洪迈《容斋续笔》有云：“杜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

　　杜甫的政治理想从感同身受的苦难出发却又远远超越了个人，北宋黄彻说他是“迹江湖而心稷契”。想必，这也正是杜甫感动后世千年的伟大之处。（晏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