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当年他“横刀立马”，立下赫赫功勋。建国后，他兢兢业业，实事求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光明磊落。解放后，彭老总从不居功自傲，他把人民的疾苦，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对待，常以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来要求自己，他曾说过，我们就是要做人民的牛，党的牛，国家的牛，可决不做哪一个人的牛！”

　　“牛”吃得是草，挤出的是奶；象牛一样，就是不图给予，乐于奉献。彭德怀元帅功劳显赫，可是其以一个普通党员、普通一兵、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 1930年夏，他身为军长，由于战事频繁、生活艰苦，一天深夜，竟晕倒在桌旁。警卫员暗地里请炊事员下了一碗汤面，彭德怀看到面汤里有几片猪肝，非常严肃地说：“谁给你这个权力？我一再强调，红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不能搞特殊！”而对老百姓生活却牵肠挂肚，大的不说，就说小事，在敬老院里看到老人吃瓜菜，冬天睡篾席，盖破被，他忍不住说：“这是什么幸福院，有名无实！”在建国10周年大庆的前夕，彭德怀迁到北京西郊的挂甲屯，在那里，他的心和人民贴得更紧了。他把自己院子里的水管接到街上，使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下雨天，他把危房户人家请到自己院子来住；谁家生、老、病、死，他都去过问，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呼声，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他的心。从他的身上，体现出“牛”的奉献。

　　彭德怀刚正不阿，肝胆相照，反对搞特殊化，谁要是违犯了，即使是同乡、战友也毫不留情面。他曾说“第一自己不贪，第二不给人家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每次离开一个地方,上飞机,上火车的时候,他总是十分警惕地看看周围,是不是多出了什么东西.有一次,他发现多出了几个捆好的篓子,他问警卫员:“这是什么?”警卫员说:“人家送给你的水果.”彭总着急地说;“说过多少遍了,不许任何人拿着公家的东西送礼,这是什么作风?是国民党吗?快搬下去,以后,任何东西一点都不许收.” 与彭老总相比，我们一些官员工作讲轻松，生活讲享受，吃喝接待讲“稀奇”；宾馆住宿讲“星级”；坐骑豪华讲“排量”；出国旅游如“逛公园”，与彭老总的“牛”性相差甚远。

　　彭德怀“牛”精神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他是人民的好儿子，是名符其实人民的“牛”。在当今的年代品味彭德怀的“牛”劲，更受人爱戴，更值得人学习。罗瑞明

大白天，一个高三班主任去参加优秀教师表彰大会，路上被几名警察误认作凶犯而实施抓捕。教师以为遇匪慌张而逃，警察逮住后一阵痛殴。赶来的同事急忙讲明是县里中学老师，而警察却说“打的就是老师”。直到第二天晚上之前，有关方面依然没有一个能够令人接受的说法，超过一万师生和群众连夜到政府请愿。这起事件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射洪县。稍后几天，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已经被撤职，涉事警察停职待处理。警察抓罪犯用螳螂捕蝉招式，尚属合法，抓捕而殴打属滥用职权，明知抓错了人仍然殴打，是权力的专横。 　　权力越专横，隐藏在后面的魔鬼就越多。按理说，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官心民心，权力制约机制也愈发健全，权力的专横和恣意必然受到抑制，谦逊和收敛应该是权力的日常面貌。然而权力专横的现象并没有明显减少，在许多方面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比如强拆，民众再多的自焚和跳楼，再快的立法，都无法阻止一排排轰鸣的推土机。有的地方甚至召开强拆动员大会，领导们痛感“等不起”，发誓要除掉一切“钉子”，粉碎一切“绊脚石”，打死一切“拦路虎”。显然，作为个体的几个警察和作为群体的各级官员，都有着共同的推动力，其动力之强大，足以使广大民众的声音沉没，足以使一切抗争止息，哪怕是以悲剧的方式。 　　当今政坛职场，崇尚霸气已经成为一种醒目的政治时尚。威权时代正在造就着一批批权威气质十足的大小官员。动辄斥责甚至辱骂下级和群众，成为一些领导的风格，仿佛不会骂人就不配当领导。领导决策说一不二，已经成为手握权柄者的集体品格，只要是领导批示，甚至一句随意的口头表态，也必须连夜落实，有错另外再说。捧官心态俨然成为所有下级的集体心理，“擦鞋”就是官场里常态化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对领导早已不称同志或职务，也不称老板了，直接称呼老大，只要不是在摄像机面前，弄得官场跟黑社会似的。官场充盈和膨胀着霸气，则霸气一定需要越来越多的释放渠道，所以自然而然，对待群众的权力专横，已经不需要任何生长激素，领导对下级，操持去留予夺甚至也不必暗中进行。 　　领导希望建立政绩，对于庸碌懒政者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政绩的恶性竞争摧毁着阻碍政绩的一切。特别是当政绩与官员利益显性或隐形挂钩的时候，政绩急躁症就弥漫开来。一些官员任职一方一部门，屁股还没坐热就抛开前任已有路数和已有投入，另起“创新”思路和“改革”项目之炉灶，抓住博弈机遇。项目决策和预算的约束机制不健全，又为这种恶性竞争提供了制度环境。当然不是没有阻力，但恰恰是为了克服和消除阻力，一些领导显然有意识甚至着力地显示和运用自己的霸气与专横，在执政竞争中，强力推行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政绩的恶性竞争，必须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在理由的正当性中，纠缠着不能言说的私利，公开场合又要正面宣传，作秀的场合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豪华，摄像机调度非常娴熟，照片中亲民程度超过孝敬父母。政绩、私利、竞争、行政问责与贪腐的风险，纠结而不能剥离，于是官场人格分裂症爆发和流行，致使一些官员行为疯狂扭曲。 　　占领道德高地之后，就把道德变成为巨大的吞噬力量。行政推动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导力量，行政官员就占据了各种道德高地，一切施政行为都具有了崇高的正当性。发展的目标如同执政前的革命目标，可以扫荡一切，所以从内心深处不害怕牺牲，包括牺牲民众的切身利益。改革成为伟大目标之后，恰如势不可挡的潮流，顺昌逆亡。改革的革命性，在带来变革成就的同时，也被一些利益掠夺者用来作为掠夺的工具，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吞民众利益，顺手中饱私囊，并且把民众扔到改革的垃圾堆。为了社会公共安全打击黑恶势力成为执政要务之后，即使违反法律程序牺牲法律公正也在所不惜。当某一个举足轻重的宏大项目需要完成的年代，“一切为了啥啥”就成为巨无霸推土机，所有的利益主张都必须让步。手握正当性，就可以压倒一切，于是，压倒一切成为新时期为官者的英雄气概。这里，改革、发展和“啥啥”的正当性的确不必怀疑，但是，任何目的的正当性都不能自动表明手段也具有正当性。再高尚的目标都不能不计手段和不计成本。站在道德高地上，“不惜任何代价”成了谁也不能说三道四的执政方式。然而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朝着高尚目标，手段选择错误，油门当成刹车，手段终究会成为埋葬目标正当性的铁锹。 　　调查组没有考证那几个警察说“我就是110”“打的就是老师”这话的时候，是气急之下的率性之语呢，还是已经明知是老师但就是敢打你，你算什么东西，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权力专横在此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讲，那个教师也许是幸运的，因为他跑得慢，被抓住了，如果他跑得比警察快，因“拒捕”而当场击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警官只能算“官”中的低端，低端的专横很多时候是由上端传导和弥漫而来。所以，消除权力专横，始终密闭隐藏的魔鬼，必须从整个政坛职场入手。（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大白天，一个高三班主任去参加优秀教师表彰大会，路上被几名警察误认作凶犯而实施抓捕。教师以为遇匪慌张而逃，警察逮住后一阵痛殴。赶来的同事急忙讲明是县里中学老师，而警察却说“打的就是老师”。直到第二天晚上之前，有关方面依然没有一个能够令人接受的说法，超过一万师生和群众连夜到政府请愿。这起事件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射洪县。稍后几天，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已经被撤职，涉事警察停职待处理。警察抓罪犯用螳螂捕蝉招式，尚属合法，抓捕而殴打属滥用职权，明知抓错了人仍然殴打，是权力的专横。 　　权力越专横，隐藏在后面的魔鬼就越多。按理说，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官心民心，权力制约机制也愈发健全，权力的专横和恣意必然受到抑制，谦逊和收敛应该是权力的日常面貌。然而权力专横的现象并没有明显减少，在许多方面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比如强拆，民众再多的自焚和跳楼，再快的立法，都无法阻止一排排轰鸣的推土机。有的地方甚至召开强拆动员大会，领导们痛感“等不起”，发誓要除掉一切“钉子”，粉碎一切“绊脚石”，打死一切“拦路虎”。显然，作为个体的几个警察和作为群体的各级官员，都有着共同的推动力，其动力之强大，足以使广大民众的声音沉没，足以使一切抗争止息，哪怕是以悲剧的方式。 　　当今政坛职场，崇尚霸气已经成为一种醒目的政治时尚。威权时代正在造就着一批批权威气质十足的大小官员。动辄斥责甚至辱骂下级和群众，成为一些领导的风格，仿佛不会骂人就不配当领导。领导决策说一不二，已经成为手握权柄者的集体品格，只要是领导批示，甚至一句随意的口头表态，也必须连夜落实，有错另外再说。捧官心态俨然成为所有下级的集体心理，“擦鞋”就是官场里常态化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对领导早已不称同志或职务，也不称老板了，直接称呼老大，只要不是在摄像机面前，弄得官场跟黑社会似的。官场充盈和膨胀着霸气，则霸气一定需要越来越多的释放渠道，所以自然而然，对待群众的权力专横，已经不需要任何生长激素，领导对下级，操持去留予夺甚至也不必暗中进行。 　　领导希望建立政绩，对于庸碌懒政者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政绩的恶性竞争摧毁着阻碍政绩的一切。特别是当政绩与官员利益显性或隐形挂钩的时候，政绩急躁症就弥漫开来。一些官员任职一方一部门，屁股还没坐热就抛开前任已有路数和已有投入，另起“创新”思路和“改革”项目之炉灶，抓住博弈机遇。项目决策和预算的约束机制不健全，又为这种恶性竞争提供了制度环境。当然不是没有阻力，但恰恰是为了克服和消除阻力，一些领导显然有意识甚至着力地显示和运用自己的霸气与专横，在执政竞争中，强力推行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政绩的恶性竞争，必须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在理由的正当性中，纠缠着不能言说的私利，公开场合又要正面宣传，作秀的场合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豪华，摄像机调度非常娴熟，照片中亲民程度超过孝敬父母。政绩、私利、竞争、行政问责与贪腐的风险，纠结而不能剥离，于是官场人格分裂症爆发和流行，致使一些官员行为疯狂扭曲。 　　占领道德高地之后，就把道德变成为巨大的吞噬力量。行政推动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导力量，行政官员就占据了各种道德高地，一切施政行为都具有了崇高的正当性。发展的目标如同执政前的革命目标，可以扫荡一切，所以从内心深处不害怕牺牲，包括牺牲民众的切身利益。改革成为伟大目标之后，恰如势不可挡的潮流，顺昌逆亡。改革的革命性，在带来变革成就的同时，也被一些利益掠夺者用来作为掠夺的工具，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吞民众利益，顺手中饱私囊，并且把民众扔到改革的垃圾堆。为了社会公共安全打击黑恶势力成为执政要务之后，即使违反法律程序牺牲法律公正也在所不惜。当某一个举足轻重的宏大项目需要完成的年代，“一切为了啥啥”就成为巨无霸推土机，所有的利益主张都必须让步。手握正当性，就可以压倒一切，于是，压倒一切成为新时期为官者的英雄气概。这里，改革、发展和“啥啥”的正当性的确不必怀疑，但是，任何目的的正当性都不能自动表明手段也具有正当性。再高尚的目标都不能不计手段和不计成本。站在道德高地上，“不惜任何代价”成了谁也不能说三道四的执政方式。然而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朝着高尚目标，手段选择错误，油门当成刹车，手段终究会成为埋葬目标正当性的铁锹。 　　调查组没有考证那几个警察说“我就是110”“打的就是老师”这话的时候，是气急之下的率性之语呢，还是已经明知是老师但就是敢打你，你算什么东西，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权力专横在此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讲，那个教师也许是幸运的，因为他跑得慢，被抓住了，如果他跑得比警察快，因“拒捕”而当场击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警官只能算“官”中的低端，低端的专横很多时候是由上端传导和弥漫而来。所以，消除权力专横，始终密闭隐藏的魔鬼，必须从整个政坛职场入手。（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大白天，一个高三班主任去参加优秀教师表彰大会，路上被几名警察误认作凶犯而实施抓捕。教师以为遇匪慌张而逃，警察逮住后一阵痛殴。赶来的同事急忙讲明是县里中学老师，而警察却说“打的就是老师”。直到第二天晚上之前，有关方面依然没有一个能够令人接受的说法，超过一万师生和群众连夜到政府请愿。这起事件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射洪县。稍后几天，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已经被撤职，涉事警察停职待处理。警察抓罪犯用螳螂捕蝉招式，尚属合法，抓捕而殴打属滥用职权，明知抓错了人仍然殴打，是权力的专横。 　　权力越专横，隐藏在后面的魔鬼就越多。按理说，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官心民心，权力制约机制也愈发健全，权力的专横和恣意必然受到抑制，谦逊和收敛应该是权力的日常面貌。然而权力专横的现象并没有明显减少，在许多方面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比如强拆，民众再多的自焚和跳楼，再快的立法，都无法阻止一排排轰鸣的推土机。有的地方甚至召开强拆动员大会，领导们痛感“等不起”，发誓要除掉一切“钉子”，粉碎一切“绊脚石”，打死一切“拦路虎”。显然，作为个体的几个警察和作为群体的各级官员，都有着共同的推动力，其动力之强大，足以使广大民众的声音沉没，足以使一切抗争止息，哪怕是以悲剧的方式。 　　当今政坛职场，崇尚霸气已经成为一种醒目的政治时尚。威权时代正在造就着一批批权威气质十足的大小官员。动辄斥责甚至辱骂下级和群众，成为一些领导的风格，仿佛不会骂人就不配当领导。领导决策说一不二，已经成为手握权柄者的集体品格，只要是领导批示，甚至一句随意的口头表态，也必须连夜落实，有错另外再说。捧官心态俨然成为所有下级的集体心理，“擦鞋”就是官场里常态化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对领导早已不称同志或职务，也不称老板了，直接称呼老大，只要不是在摄像机面前，弄得官场跟黑社会似的。官场充盈和膨胀着霸气，则霸气一定需要越来越多的释放渠道，所以自然而然，对待群众的权力专横，已经不需要任何生长激素，领导对下级，操持去留予夺甚至也不必暗中进行。 　　领导希望建立政绩，对于庸碌懒政者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政绩的恶性竞争摧毁着阻碍政绩的一切。特别是当政绩与官员利益显性或隐形挂钩的时候，政绩急躁症就弥漫开来。一些官员任职一方一部门，屁股还没坐热就抛开前任已有路数和已有投入，另起“创新”思路和“改革”项目之炉灶，抓住博弈机遇。项目决策和预算的约束机制不健全，又为这种恶性竞争提供了制度环境。当然不是没有阻力，但恰恰是为了克服和消除阻力，一些领导显然有意识甚至着力地显示和运用自己的霸气与专横，在执政竞争中，强力推行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政绩的恶性竞争，必须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在理由的正当性中，纠缠着不能言说的私利，公开场合又要正面宣传，作秀的场合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豪华，摄像机调度非常娴熟，照片中亲民程度超过孝敬父母。政绩、私利、竞争、行政问责与贪腐的风险，纠结而不能剥离，于是官场人格分裂症爆发和流行，致使一些官员行为疯狂扭曲。 　　占领道德高地之后，就把道德变成为巨大的吞噬力量。行政推动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导力量，行政官员就占据了各种道德高地，一切施政行为都具有了崇高的正当性。发展的目标如同执政前的革命目标，可以扫荡一切，所以从内心深处不害怕牺牲，包括牺牲民众的切身利益。改革成为伟大目标之后，恰如势不可挡的潮流，顺昌逆亡。改革的革命性，在带来变革成就的同时，也被一些利益掠夺者用来作为掠夺的工具，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吞民众利益，顺手中饱私囊，并且把民众扔到改革的垃圾堆。为了社会公共安全打击黑恶势力成为执政要务之后，即使违反法律程序牺牲法律公正也在所不惜。当某一个举足轻重的宏大项目需要完成的年代，“一切为了啥啥”就成为巨无霸推土机，所有的利益主张都必须让步。手握正当性，就可以压倒一切，于是，压倒一切成为新时期为官者的英雄气概。这里，改革、发展和“啥啥”的正当性的确不必怀疑，但是，任何目的的正当性都不能自动表明手段也具有正当性。再高尚的目标都不能不计手段和不计成本。站在道德高地上，“不惜任何代价”成了谁也不能说三道四的执政方式。然而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朝着高尚目标，手段选择错误，油门当成刹车，手段终究会成为埋葬目标正当性的铁锹。 　　调查组没有考证那几个警察说“我就是110”“打的就是老师”这话的时候，是气急之下的率性之语呢，还是已经明知是老师但就是敢打你，你算什么东西，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权力专横在此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讲，那个教师也许是幸运的，因为他跑得慢，被抓住了，如果他跑得比警察快，因“拒捕”而当场击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警官只能算“官”中的低端，低端的专横很多时候是由上端传导和弥漫而来。所以，消除权力专横，始终密闭隐藏的魔鬼，必须从整个政坛职场入手。（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