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披露，吉林省优秀农民工评选公示名单里30名候选人中厂长、经理就有11人，其余大部分也都是各个岗位的负责人，真正标有“工人”身份的只有3人。报道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哗然。透视吉林这场“优秀农民工”评选争议风波，一些问题颇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农民工”的范围该如何界定？按照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的《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方案》，参加评选优秀农民工的条件是：年满18周岁，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或在当地转移就业，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吉林省在对“优秀农民工”评选界定时，在“当地转移就业”后面加了“有2年以上外出务工经历”限定条件，也剔除了一些知名农民企业家，从操作层面上讲，貌似并不违规。但从结果来看，公众对此却并不买账。

　　这就牵涉出另一个问题，官方评选标准和结果如何符合公众期待？尽管吉林方面一再强调这些厂长经理“所办企业规模不大，工人数量不多”、“大多工作在一线”，评选“旨在激励农民工奋发向上”的初衷，公众依然疑窦丛生。之所以对优秀农民工评选公示名单不满意，原因就是候选人看上去“厂长经理”多，真正“工人”少，公众担心评选不透明、不公正，陷入权力通吃、财富通吃的痼疾，有损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因此，与其说公众对候选人名单表示不满，倒不如说是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表露与宣泄。这种表露与宣泄有时是基于法与情的理性表达，有时也难免掺杂一些单纯过激的情绪化表达。

　　第三个问题，纵观这场评选风波，媒体报道在大众传播和大众表达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看到，该事件中起初报道偏向强调候选人中厂长经理与工人的数量，“11名厂长经理，仅3名工人”这种强烈反差自然容易引爆舆论。简单的带“长”候选价值判断、各地传媒的报道与评论蜂拥跟进、官方回应的滞后与不充分，一场评选活动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抛开评选制度自身不完善的一面，如果能够把候选人、当选者的基本信息、先进事迹都公诸于众，误解应当容易消弭得多。有最新报道指出，候选人中有经理“自己从1992年开始外出务工，直到2008年返乡后才逐渐创办了公司”、有班长“毕业后在家务农三年，之后到铸造公司基层当工人，4年后才成为班长”……倘若通过大众传媒充分公开这些候选人不凡的成长经历，以过硬的先进事迹去打动、感染公众，来展现农民工群体奋发向上、积极打拼的精神风貌，公众面对这些带“长”的候选人恐怕就不会如此纠结了吧。

　　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公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注、监督甚至挑剔已然成为常态，这既是对自身生存、生活处境的发问，也是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敦促。就“优秀农民工”评选事件而言，科学合理地界定农民工范围，寻找候选名单的典型性与公众期待的平衡，与媒体、公众保持有效互动沟通来践行善政，自然成了公共部门当下化解舆论危机不容回避的问题。（作者：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