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中央外宣办请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介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吴书记的回答表达了我党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党在执政考验和外部环境压力下，主要靠运动反腐，其成效不容磨灭；30年后，党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考验，主要靠制度反腐，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新路，其成就显著，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决心是愈来愈强，力度是愈来愈大。

    转变一：在理论提出上从“反腐败斗争”到“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先后提出过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工作等相关概念。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列为党的“五大建设”，强调“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标志着我们党对反腐倡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方向。

    转变二：从目标设定上从“根本好转”到“最低程度”。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五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为此，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表示这次整党总的目的和要求之一，就是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自党的十三大以来，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的认识逐渐清醒了，目标也更加符合实际了。尽管十三大表示要“清除党内腐败现象”，但看到了“党内不正之风仍然严重存在，甚至此伏彼起，纠而复生”的状况，故提出“端正党风的工作带有长期性”。十四大则进一步确认当时“党内违纪案件呈上升趋势，党员领导干部违纪明显增多，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经济方面违纪违法，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提出“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从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出发，十五大设定的目标是“力争在今后五年内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特别是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了反腐败的科学目标定位，即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把中国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显然，这种目标设定平缓的背后是务实与深刻。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多发、易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是一个科学的目标，也是一个务实的目标。

    转变三：在原因分析上从“思想影响”到“权力制约”。党在改革开放前对腐败成因的分析，往往局限于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方面，极大地忽视了权力本身所具有的腐蚀性一面。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出现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在思想方面，但这种分析缺乏对权力运行方面的触及。改革开放以后，党对腐败产生的根源有了新的认识，不仅看到腐败的成因有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而且看到缺少对权力的制约方面的因素，结束了以往仅把腐败现象作为一种思想、作风问题或阶级斗争表现的历史，使反腐败斗争从一种迫切的愿望和要求成为一种理智、科学的实践。

    党的十七大则更加具体地表明，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不仅阐述腐败产生与滥用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且进一步分析了权力腐败产生的条件。“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应当说，这一判断切中要害，抓住了关键。从实践来看，权力腐败的发生都是在这三个方面出了问题。

    转变四：在基本思路上从“群众运动”到“综合治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取何种方式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面临着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要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他亲自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旨在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等群众政治运动。历史经验表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对腐败，绝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制度层面解决和防止特权现象的论断。鉴于历史的经验，邓小平反复强调反腐败“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靠法制，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只有发动和依靠群众，又不重蹈大搞“群众运动”的覆辙，才能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有序地进行。（离离原上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