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北沧州市盐山县设立了名为“县长特别奖”的奖项，官方承诺获奖者子女可在事业单位安排工作。已获奖的个人包括该县国税局局长等人，其中部分人子女的工作已获安排。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丕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官员行使特权的现象，是社会不平等出现的后果之一，也是地道的腐败行为。
 

    “如此奖项势必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公务员法》有专门的奖励规定，没必要通过“县长特别奖”来奖励。父母受奖与子女获得事业单位的职位，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如此安排是有问题的。
 

    近日的《燕赵都市报》报道称，2010年3月4日印发的《中共盐山县委、盐山县人民政府关于2009年度县长特别奖等五项奖励的表彰决定》中提到，获得“县长特别奖”的单位有县公安局和县商务局，获得县长特别奖的个人则有县国税局局长、县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盐山中学教研处的主任和孟店乡东帽圈村党支部书记四人。其中县公安局和县商务局的某位负责人的子女以及县国税局局长的子女已经分别在事业单位安排了工作。
 

    “县长特别奖”暴露的问题并非盐山县一地独有。近年来，领导干部子女通过“萝卜招聘”等“权力游戏”进事业单位，屡遭公众诟病。2010年，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量身定做”招聘事件，曾引起广大网友关注，此后，南京一事业单位招聘录用4人，3人为领导子女。安徽黄山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最高成绩为55分，被质疑“完全为当地领导子女解决就业所专设。”如此等等，媒体上不乏曝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丕向记者表示，“网友的热议，几乎全是批评，说明老百姓意见很大。这类事件主要集中在利用权力想方设法使得政府官员的亲属子女得以优先进入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

    “在封建时代有‘荫子’制度，政府录用官吏，其权力主要掌握在中央，有中央的法律规定约束，不是各级官员可以随意乱来的。”吴丕表示，“县长特别奖”公然藐视中央政令，是地方上“土皇帝”的胡作非为。其中也反映出某些地方干部思想修养差、政治素质低。他们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制造隔阂。
 

    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找工作需要“凭关系”、“拼爹”，有较好家庭背景的人，更容易获得好教育，，而那些“寒门学子”却只能望“爹”兴叹。
 

    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日益增多，高学费让不少贫困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寒门学子”想谋得一份好工作更是找人无门。“好不容易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读书还有用吗？”看到村里在家待业的大学生，不少农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
评论员马桂路表示，在当前“萝卜招聘”、“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严重的情况下，“县长特别奖”无疑为特权阶层子女找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通过这个奖项，不仅将“走后门”变成了“走前门”，而且还走的“风光无比”。
 

    毕晓哲评论说，社会公众及各个阶层总是需要“流动”的，一个有生气和富有正义、公正色彩的社会不应拒绝公众向上层流动，尤其是不应因机制和体制弊端阻碍普通百姓、贫弱群体向上流动。但一些地方和单位愈演愈烈的“领导家天下”现象和用人过程中的严重违法违规现象，已严重阻塞社会群体的正常流动与上升。
 

    “众所周知，有时评奖就是利益的再分配，谁给的好处多，谁舍得投资，就把奖给谁。如此一来，‘县长特别奖’极易滋生腐败，也许是一些权力人进行寻租的工具。”王石川表示，“县长特别奖”也许成为一种内部腐败的工具。子女可以进入事业单位，在就业难的现实语境中，极具含金量，必然招致无数人趋之若鹜，由此便能衍生为一种腐败利益链。
 

    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政府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事业单位以及国企如何招聘录用工作人员，党和政府有相关规定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程序。
 

    “我们要做的就是严格按照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避免自行其是。现行的规定在制定时是考虑到公平公正的原则的，如果真能严格执行，应该可以避免腐败现象发生。”吴丕说。

    “我国人事制度走的是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公务员聘用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事业单位也应参照此进行管理，用公平公正的原则选用人才，这是大势所趋。”任建明表示，领导干部子女可以进事业单位工作，但必须走合法的程序，在招录程序上还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规范”。一是要规范，目前事业单位也实行了“凡进必考”，但现在问题是，一些地区在事业单位进人上往往照顾个别领导干部，成了某种福利，为他们的子女“量身定制”相关政策，这就不规范。二是事业单位招录人员相关政策应做到公开、公正，不能因人设制政策。三是在整个操作过程中要做到全过程透明，不能在某个环节上有暗箱操作行为。
 

    凭着爹妈的权力与影响，领导干部的子女子承父业，至少捞个事业编制，被人们指为权力、地位、机会的世袭，具有封建特征。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就认为，这是一种“官僚世袭，或者变相世袭”，是“历史最糟的一种制度”。
 

    任建明认为，“县长特别奖”还到不了“权力世袭”的程度。“县长特别奖”设了一定的门槛，也具有一定的规则，可能是因特殊贡献获得了此奖项，还不是所有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所享有的普遍的优待，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权力世袭”或“裙带关系”。
 

    如何避免“拼爹”现象，任建明指出，“各级政府出台的文件或法规，应该有一个合理合法性的审查程序，要有一定的监督过程，或许监察等部门应该发挥这方面职能，公开听取各方意见，是否与国家已有法规或社会主流原则相抵触，方可杜绝此类怪事情发生。”
 

    如何避免这种“权力世袭”腐败发生？吴丕建议，要采用民主的程序或措施，也并非指通过“公开招聘”“民主评议”“考试、复试”等这些，而是从根本上实行民主政治，解决地方上“土皇帝”的胡作非为。主要就是指权力制衡，民主监督，公开透明，民主选举等等，真正对各级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制约。
 

    吴丕还建议，应建立和完善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公开制度，使干部配偶子女的从业、从政成为公共信息，全面接受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才能有效遏制各种“萝卜招聘”、“县长奖励”等漏洞，预防和遏制“权力世袭”腐败。 （记者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