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两则新闻，我们不妨比较阅读：一是9月5日《中国青年报》消息说，河北企业家张连军和杨卫国花费500万元办理矿权证，谁知此证竟然是假的，而国土部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仅是帮忙转交档案袋，整件事与国土部无关；二是同日的《人民日报》消息，1992年，江苏溧阳民政局开始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周建芳夫妇2人1997年花2万元参保，13年后却被告知当初的保险承诺已无法兑现，只能选择退保。

    政务大厅里流出来的“假证”、诺而不践的社保悬案，两桩事，一片情。公共权力一旦与造假有染，基于公信而构建起来的秩序就会以摧枯拉朽的速度土崩瓦解，它戕害的不仅是公民私权，更重要的是公众追求公平、捍卫正义的信仰。商人卖假货，是穿着超短裙跳舞；而权力推销“山寨品”，则是连底裤都不要的恶俗。

    权力不检点，“自说自话”才会成为习惯。譬如企业从国土部政务大厅领出假矿权证，尽管当事部门给出了匪夷所思的“转交说”，但诸多细节仍难自圆其说：办理矿产证照的政务大厅工作人员，岂能随便帮别人转交东西、且还让当事人按程序复印身份证？虚假的登记信息如何真切地在河北省国土厅网站上发布？再如江苏溧阳夫妇投保13年领不到养老金，地方部门的说法是当年的宣传册不是合同，但问题是：宣传册内容明确、事项具体，怎么就不属于法律上的要约邀请？连江苏省人社厅官员也表示“当地政府应当负责任”的事实，地方部门何以拒绝履行承诺、放任参保老人损失发生？当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封闭而傲慢的权力完全可以拒绝发言。

    权力的“自说自话”，早已不算什么新鲜玩意，而权力和约束本就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自由惯了，尺度和分寸难免会走上“限制级”。这些年，少数权力卖假证、空许诺的例子不算少见。我们都在慨叹道德堕落、规则溃坏，事实上，公权的堕落与溃坏是加速社会整体滑坡的催化剂。因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自保的私权如果不能“顺势而为”，很可能成为公权力翻云覆雨中的沉没成本，一闪念就会丧失了被打捞的可能。

    假钞可恨，假如银行流出假钞，就不单单是个可恨的命题，而更昭示着一种失范的秩序。同样的道理，权力不作为可憎，但如果权力熟谙规则的漏洞，在无以监管的领域“积极作为”，恐怕就是一个“可怖”的问题。日前，刑诉法15年后大修，草案一出，众声喧哗，而诸多焦点的实质，无非也就是对公权与私权的规置。公权如何严守界限，既不缺位、更不越位，这是法治的最大难题。在异体监督很难一蹴而就的当下，最迫切的起码是让“自说自话”的权力如何学会“说话算话”。

    公权如何“说话算话”，看来仅仅靠摆事实、讲道理是不够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加大罚单，让“食言失言者”、“胡言乱语者”，最低限以官帽“埋单”，同时追究一切开绿灯者的责任；二是稀释要权，以切实的内部制衡机制，防止少数核心权力掌握在个别人手里，让所有不检点的权力都能展示在阳光之下，无法遁形。（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