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某地一位检察长介绍，近两年其所在检察院查办了几起腐败窝案，20多人获刑，但其中却无一行贿者被定罪。“很多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挖空心思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确实恶劣。但无奈的是，出于办案现实的考虑，对行贿者处理往往偏轻。”

    从逻辑关系来看，有受贿必有行贿，可在这组对偶犯罪中，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的查处率却有一定差距。长期以来，查处贿赂案件“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在不少地方普遍存在，因受贿锒铛入狱者常有，因行贿定罪获刑者却不常有。

    行贿处理偏轻，是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社会认识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现行刑法规定对一般行贿罪定罪较轻，情节不严重的，判刑为5年以下，且行贿人只要在被追诉前有所交代，便可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也规定得较为笼统模糊，使得行贿犯罪往往处于定性难、处罚难、责任落实难的困境。同时，贿赂犯罪大多数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侦查人员为了侦破案件，顺利取得行贿人口供，有时也会对行贿人“网开一面”。此外，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行贿人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是贿赂行为中的相对“弱者”，应从法律和道德上给予“宽容”。

    事实上，受贿与行贿互为因果，没有行贿者的糖衣炮弹，就没有受贿者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不能实行同罚，严重挫伤了法治正义的权威和公平，损害了社会风气和法律信仰。更为重要的是，行贿者屡屡逍遥法外，还会有所助长“金钱公关”的底气，增加了反腐倡廉的难度。

    诚然，宽待行贿的策略在短期内有助于惩治受贿者，但却无法根治贿赂行为这一顽疾，因为行贿者的行贿意愿并不会因受贿者的落马而消除。正如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所指出的：“宽纵行贿助长行贿之风盛行，使受贿行贿案件处于恶性循环之中。行贿大行其道，方式方法不断变换花样，受贿行为必然水涨船高。”而致力于廉政研究的专家任建明教授，也用自己长期调查的结论，推翻了行贿者“弱势论”。据介绍，行贿者普遍会获得10倍于行贿投入的回报，也就是说，在权钱交易中，行贿者拿了收益的绝对“大头”。

    行贿与受贿，是一根青藤上结出的两个“毒瓜”。在处理上重受贿轻行贿，无异于“堵了前门开后门”，仍会不断有腐败病毒乘虚而入，侵蚀国家和社会的健康肌体，亟待纠正。（张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