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12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怒批“以药补医”为“一棵树上的两个毒瘤之一”，并为取消“以药补医”列出时间表：今年先行在300个县试点推开，力争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

    应该说，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新农合医保改革和发改委7年27次的药价下调，都折射出政府的民生情结和惠民之举。但看病难、看病贵的“魔咒”似乎坚若磐石。究其原因，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未能明确定位当属关键因素。而“以药补医”的成功取消同样有赖于医院公益性的回归。

    在公共服务的范畴中，最能体现公益性的当数医疗和教育。其职业既是体现圣洁博爱的“良心活”，也是人类不可须臾离开的公益事业，其劳动价值难以用具体数量和金钱去考评。改革开放之初，鉴于当时的国情国力，国家允许药品加成、鼓励医院创收，其初衷应该是基于破除大锅饭、调动积极性的考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医院的服务性、公益性逐步弱化，商业化、趋利性日益凸显。因此，只有让医院远离功利，回归公益，才能为取消“以药补医”创造体制保障和职业环境。

    取消“以药补医”之后的公立医院如何生存？笔者认为，医德立医、技术养医、财政补医当属选择之路。首先，与人品决定产品同理，同样的医疗条件、同样的医技水平，在医德不同的医生那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医疗效果。君不见，即使在“以药补医”的制度下，仍然不乏为患者着想的“1元医生”。其次，人们心仪某个医院，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医院的知名度而来，而支撑这种知名度的无疑是具有精湛医技的专家队伍，取消“以药补医”之后的公立医院就应当靠技术“吃饭”。再次，既为公益医院，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只有以公共财政保障医生的合法收入和医院的正常发展，才能从源头上消除“以药补医”的驱动力。

    有了医改时间表，更要有矢志不渝的医改决心和具体可行的医改举措。人们期待着300个试点县的务实探索，期待着取消“以药补医”为百姓带来的医疗实惠。（张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