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10名公务人员谎称开会赴港澳旅游一事有了最新处理结果，相关主管部门官员目前已被停职接受调查。如果不是媒体报道引起注意，只怕这次公费旅游悄然之间便成了这些官员的“隐性福利”。

公费旅游，作为“三公”消费的变异之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国家严令禁止。然则一些地方有自己的对策，此次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就是一例，他们向区政府谎称去省卫生厅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显然，如果没有严密的制度坐实，类似对策必会创新不断，导致禁令形同虚设。

也不是没有制度建树，比如一些地方要求公款出国（境）必须公示，有的则要求归来要有成果汇报。尽管一些公费旅游者躲在正当的名义下照行其事，认认真真走起公示、成果汇报等过场，追究起来同样不易。但从总体上说，想明目张胆公费旅游越来越难了，这便是制度的威力所在。

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的做法，显然是逃脱了这一制度的束缚。因为它用的名义是开会，也就是出公差。与公款出国（境）完全是两个范畴，也就无须履行公示、成果汇报等一系列程序。摆脱公款出国（境）制度规约的“高地”之后，公费旅游便进入可能频频得手的“洼地”。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作为一级公务机关，向上级汇报公务事宜，上级不能首先选择不信任。否则，公务系统的执行效率必然低下。这便给一些官员作恶事、谋私利提供了方便。只要政德缺失，他便可坦然撒谎。而这种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把戏，乃是一些官员的拿手戏。另一方面，有的上级机关可能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打着出公差名义搞公费旅游睁只眼闭只眼。

不难看到，这种“出公差”天然地成为公费旅游的“避风港”。说是出差，实则旅游。说是到甲地出差，实则到乙地旅游。这种公差，往往又是什么研讨会、论坛、专题会议之类，有的正事安排半天，旅游安排数天。因而，如果不对出公差本身也有相应的制度规约，只怕会有更多的公费旅游假其名了。

延安公务员谎称开会实则旅游行为的暴露，得益于媒体监督。但防范公费旅游假借出公差之名，靠舆论监督还很不够。这里的关键就是，必须有常态化的制度起作用。如果对出公差也要求有公示、成果报告等制度，引入阳光充分照耀，公费旅游才难以在出公差之下藏身。

从制度设计上看，只有把“公出”这一领域全面照应到了，无论是公款出国（境），还是公款出差，都有严密制度防范，才不会有制度“短板”。进而言之，只有在“三公”消费各领域全面推行公开制度，公款消费才会全面接受阳光暴晒。如此，个别官员借公肥私就没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