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消费因其不透明，一度成为公款消费灰色地带，一些国企负责人更是徜徉其中，乐此不疲。近日，财政部会同监察部、审计署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12种行为予以严格限制。在严峻的形势下，“严格限制”的效力能否攻破以往那些职务消费的“顽固堡垒”呢？

国企负责人受到的监督要远逊于公务员，其花费公款的便利又远胜于公务员，其职务消费的“正当性”却至少与公务员在同一层次。这些因素，决定了国企一些关键岗位上人员的职务消费，在现实中缺乏边界、尺度的制约，几乎成了一个可以任意装进去的“框”。职务消费额度没有限制、内容没有限制，如此宽松的公款消费环境，不仅造成公款的极大浪费，更使职务消费成为一种把公款定向输送到私囊的“管道”。

《暂行办法》中严格限制的12种行为，倒是粗略勾勒出了职务消费的边界和尺度：禁止的如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购置住宅、住宅装修、物业管理等生活费用等；用“违反规定”进行限制的如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为个人变相支付各种理疗保健、运动健身和会所、俱乐部等费用，为亲属、子女支付各项费用；用“超标准”进行限定的如报销差旅费、车辆交通费、通信费、出国考察费和业务招待费。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严格限制”，能在多大程度上规约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基于一些人善于变通的实际，用各种名目把不正当消费化于无形的技巧，如果缺乏清晰而明确的监管制度织就绵密的网，12条限制行为实际运行的结果便可能如十指漏缝，看似强悍却挡不住公款之流水，从指缝间流走。

要防止职务消费成为“无底洞”，防止公款在职务消费的名义下“跑偏”，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在12条限制行为基础上，进行“刚性封顶”与“公开监督”。“刚性封顶”就是科学合理确定职务消费额度，超过额度者必须进行重大消费事项审批。“公开监督”就是无论职务消费额度还是具体消费项目，都必须公开。在这种完全公开的监督之下，上有封顶，中有12条限制的规约，则职务消费便会变成透明的“箱子”。此时，公款想“跑偏”进私囊只怕很难了。

现在，作为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已顺应大势走向公开。作为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也应是信息公开的题中之义，是群众知情权、监督权表达的一个重点所在。国企不是一些人的私囊，其公务消费、职务消费，都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只有过得了社会公众监督这一关，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在社会公众眼里才是清白的。国企负责人也应当有勇气和决心接受监督，才会让社会公众觉得把国企交给他管理是放心的。
（司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