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项目，拟于8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商请该省教育厅配合。后者表示“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遭到崔永元怒斥。该教育厅公开回应：民间公益组织开展公益活动，应由该组织依法依规进行，省教育厅作为政府机构，依照自身职能职责，不宜代替民间组织直接发文和参与组织。这就涉及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能定位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廓清。

的确，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分工不同，一般情况下各自干好分内的事就可以了，代行对方职能属于越位与错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不能协作。在社会管理领域，二者更需要加强协作。上述公益基金培训乡村教师，恰恰属于社会管理领域。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新课题，中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这个格局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显然，要使这个格局灵动而不僵化，有机统一而不各自为政，就离不开彼此之间的配合，其中政府协调沟通的作用相当关键：有利于弥合制度缝隙，能提高社会管理效能。否则，各管一摊，就会留下一些三不管的“死角”，降低社会运行效率，加大社会运行成本。

公益基金培训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往大了说是“为党和政府分忧”。这正是社会组织的力量——能够及时弥补政府机构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现阶段难以做到的部分。政府机构其实更应当乐见其成，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好服务支持配合工作。

而在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也是有限的，社会组织的短项恰恰可能是政府机构的长项。比如政府机构具有某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借助这个长项就可以省去社会组织的很多成本，全力做好自己的事。就这个培训乡村教师项目来说，在一些地方就曾出现过冒名顶替的事件。原因在于，公益基金组织缺乏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条件和优势，而教育厅作为政府机构，恰恰很容易做到。因而，教育厅的协作，会大大减少社会成本，为公益培训省去很多麻烦。

当然，政府机构具体采取什么样的配合协作方式，也值得思考和注意。如何才能既有效支持又恪守职责而不越位，防止权力滥用，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陈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