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协委员廖明光、凌国强调研发现，广东公车改革进展缓慢，还存在许多漏洞。很多镇级以上四套班子领导全部配了公车，县级的办局领导也配了专车，甚至不少村干部和中小学校长(包括粤北地区)也配上了专车。两位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尽快实施公车改革。省纪委答复称，公车改革已列入今年惩防腐败十大创新突破工作之一，正在起草车改指导方案。(6月15日《羊城晚报》) 

公车泛滥备受诟病，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等大道理已无需再赘述。以广州为例，近日多个政府部门公开2010年“三公”经费，其中公车支出多数逾千万元，占“三公”经费比例七成以上。公车支出的不菲数额见光，刺激公众的敏感神经。

公车改革势在必行，不容迟缓。对于引入安装GPS等手段监控公车使用，两位委员也毫不客气地说，只是“皮毛之举”，“只是对公车私用的一种监督手段，并没有根本触及车改的根本”。就说广州耗资1600多万元安装“全国首个大规模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应用系统”吧，大半年过去却不见公布查处公车私用的实例，倒是好事的公民区伯以自己的火眼金睛让公车私用者难堪。

如果从1994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公车改革已有18个年头了。去年6月，《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出炉并展开公车专项治理，更被视为“史上最严格”的新一轮公车改革标志。然而，公车改革“老大难”未见改观。在此情况下，广东将之列为惩防腐败必须攻破的关卡，更显重视程度之高及决心之大，关键就在于如何改了。

目前全国各地公车改革探索主要有货币化改革(即取消公车，发放车补)、半货币化改革以及加强管理型模式等，没有统一的模式。广东的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等6市全面或局部试点，主要采取货币化模式。省纪委表示说，车改地区改革前每年公车费用年均涨幅15%以上，改革后每年节省20%左右，且车改并未出现影响公务、降低效率的问题。可见，公车改革制度设置的效力及其意义远远重于GPS等技术的引入。

倘若肯定公车货币化改革是可行之道，就不能不考量车补如何定夺、补多补少的问题。一个现实是，一些地方补贴太高，引发对车改初衷及其实效的强烈质疑。在汽车已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今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车，如果采取超高额补贴，就有车补变成福利之嫌，有悖车改初衷，难以服众。因而，车改必须广泛征询民意，充分论证。

事实上，公车改革制度设置并非货币化改革“华山一条路”。譬如公务用车走社会化之路，改“买”为“租”，已被不少国家或地区证明是可行之策。香港设置专门的公车租赁部门，为特别行政区各机构所需公务用车提供租赁服务。全港近17万人公务员，仅20余人享有专车待遇，政府车队规模越来越小。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消除“车轮腐败”、顺应民心的层面上审视，车改是必须爬过的大山。有识者指出，公车消费占用大量的公共财政，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令一般公务用车充分淡出，彻底破除官员的特权。因而，公众有理由对广东既定的车改“创新突破”胆识与目标寄予厚望。倘若政协委员期望的“为全国树立榜样”能化为现实，其价值不可估量。(牛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