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俊雄一案中，辩护律师提出，行贿人为了搞好关系而在逢年过节送的红包不应计入受贿数额，因此倪俊雄不构成受贿罪。但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倪俊雄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

节日腐败、婚嫁腐败、生日腐败等，目前已经成为不少官员利用人情敛财的新形式。

倪俊雄可谓一名典型的跌倒在“节日人情”上的官员，其受贿的时间几乎都是节日期间，尤其以传统节日，如中秋节、春节等居多。这种“节日人情”在如今的贪腐案件中已经屡见不鲜。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权力含金量增加，一些公职人员巧妙地借助传统节假日，将受贿淡化或者弱化为人情交往，以规避犯罪。李永忠指出，判断其是否犯罪，关键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便利，只要利用了职务便利，就是受贿所得。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受传统文化影响，当前的社会仍然存在着“官本位”的思想，以人际交往为荣。节假日期间较为清闲，大家走动、交往的时间比较宽裕，更易催生官员的人情交易诉求。但“节日人情”并不是滋生节日腐败的根本性原因，其根源还在于个人的价值观问题。一些官员忘记作为公职人员应遵守的基本准则，忘记党员的原则，廉政观念淡薄。

竹立家认为，官员作为公职人员，其人情交往必须局限于亲情范围，超出这个界限的人情交易，必然会导致行贿受贿。

从出现“节日腐败”的源头来看，李永忠认为，这与薪酬制度、监督制度与权力结构设计等方面紧密相关。在薪酬制度上，目前我国属于低薪养廉，加之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部分官员通过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方式来保证体面的生活；在监督制度上，我国现有的同体监督，不管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都显得无效。茂名市的“官场地震”即是体现，茂名市纪委无法对其领导机关进行有效监督，“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的刀刃，是无法砍到自己的刀把的”；在权力结构设计上，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一，往往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一把手”体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他们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产生腐败。

竹立家表示，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是当前“价值空置”与“制度空转”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必须从制度上落实，遏制腐败。从宏观的方面，官员选举必须公开透明，人大常委会必须进行日常性地监督，并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等；在微观层面，采取问责制，严禁公职人员随意收受礼物，严惩此类行为。“治官要严，治民要宽”，竹立家说。

李永忠主张大力推进制度改革。他认为，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并行，否则市场经济产生的矛盾与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济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权力结构的放权改革与实行异体监督、确保制衡力都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在薪酬方面，李永忠则建议借鉴新加坡与香港的公职薪酬制度。（高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