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分管人力资源考试等工作，便运作修改儿子的公务员考试分数，以图录用。这工作之便，趁得的确方便。我们要问的是，谁让这位母亲拥有这样的方便？

消息称，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员梁某徇私舞弊，私改其儿子公务员考试分数，使其进入录取公示。如果不是录取公示期间遭举报，图谋就会得逞。事实上，在面试阶段，梁某还利用负责公务员考试工作并负责监考公务员考试的便利，了解到面试考官的名单，并与考官接触，提高其儿子的面试得分，压低其他两名入围考生的得分。

有母子这层血缘关系在，有负责考试监督这一权力在，想不徇私舞弊都难。然而，针对类似情形，国家已经在制度上作出防范。比如今年2月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要求公务员应在考试录用、调任、职务升降任免等公务活动中实行回避。按照有关回避制度，梁某应当回避，但显然她没有。

从回避规定看，“公务员必须服从回避决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的，应当予以免职。公务员应当主动报告应回避的情形。有需要回避的情形不及时报告或者有意隐瞒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影响公正执行公务，造成不良后果的，应当给予相应处分。”规定不能说不明确。

但从此案可以看出，要使回避制度真正落地，还需要一个在实践中必须执行的程序，这就是在考试录用、调任、职务升降任免等公务活动中，推行回避审查机制。比如，首先要求当事人报告，没报告而查出来，就应当给予一定处分，才能起到震慑作用。倘若在考试前进行回避审查，梁某未必就能过得了这一关。

诚然，回避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梁某们”在先前被“回避”掉了，他们也仍然可能会利用权力影响考试结果。同时，固然回避制度不是唯一的，“梁某们”的徇私舞弊在公示环节露馅，表明公示制度也能产生有效的拦截效果。然而，面对违规违纪腐败的复杂现实，只有多种制度全部落实到位，全部产生效力，才会有效遏制徇私舞弊等诸多恶行。

促进秉公守法，往往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才能达到效果。这些制度如同形成一个秉公守法的管道，每增设一个环节，就会加大一次徇私枉法的成本，上游制度发挥了效用，才会减轻下游制度的压力。如果每一制度本身执行不力，指望其他制度来封堵漏洞，结果就必然是什么制度都不灵。

在这个意义上，回避制度作为源头治理的一个重要举措，应当在实际中落地见声，而不能成为一个美丽的花环。（司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