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以来，湖南湘潭人廖红波为申请“三公经费”信息公开，起诉多个镇政府，但至今仅有3个镇政府较为完整地提供了相关信息。廖红波称，有官员拒绝公开“三公经费”称他在给政府找麻烦，“如果老百姓都来问东问西，政府啥事儿都干不成了”。为何要求基层政府公开“三公经费”这么难？廖红波认为，一些基层政府对财政支出的管理极不规范，极可能超支现象严重，不敢对外公开。（见8月26日《中国青年报》）

虽说，将申请公开说成“找麻烦”，着实令人不爽。但这句“雷语”，实则只是一时、一人之观点，揪着不放、持续攻讦，格局终究太小。透过廖红波事件，超越一句“昏话”所引发的愤怒，公众当重新梳理敦促“三公公开”的现实后果和可行路径。廖氏选择“起诉”，当然有其依据：无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是《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甚或是最高法“明确5类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法院应受理”的补充规定，都无一不是有力的法律支撑。

归结说来，廖红波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事例，皆凸显出环绕在“三公经费”之上的两个死结：其一，有共识而难行动。官民双方皆知“公开”的必要性，但官方缺乏主动公开的动力，民间少有有效施压的手段；其二，一揽子“专设规则”存在纸面化、效用递减之危。种种鼓励民众起诉的法条，在司法实践中，被以各色理由化解。而且，随着行政区划下移，官民对于法律法规的内容也越发陌生、缺乏认同。乃至出现中央财政已公开“三公”，乡镇一级仍多秘而不宣的局面。

在乡镇层面，群众缺乏有效发声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也不具备监督政府的意识与素养。同时，舆论监督的缺位、职业法律人的稀缺，加之当地部分官员的宗族渊源……种种因素交织，最终使得这一级别的公职部门更加封闭保守，忽略与辖区民众的沟通。乡镇政府是否公开“三公信息”，是极少考虑民意的。

在现代社会，拥抱法律精神，绝对是必要的改变。当法条日趋完善，我们需要做的，是以常态化地“运用”法律来激活纸面的规定。唯有争取确立“新的判例”，关于“三公”的立法，才能具备实际意义。而这，正是廖红波们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