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早上，由湖北省纪委主办的三农问题“电视问政” 直播的节目在湖北电视台演播室里举办，“5位身着白色衬衣、扎着领带的厅局级官员面色凝重，这些习惯了讲话稿和预审采访提纲的官员并不知道，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等待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在那台三农问题的电视问政节目里，“有的官员被问得说不出话，有人面露尴尬，脑门上被汗水浸得发亮，还有人声称“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而这一切，都通过电视、收音机以及电脑，传递给数百万的普通民众。”（据《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初衷很好的 “问政”每每总是会把我们现场的官员“问怔”呢？笔者觉得这里的症结有两点。

一是群众的问政意识逐步增强。“问政”这个词说的浅显一点就是让群众给政府提建议和意见。而这样的机会在以前看来是“不多”的。电视与网络媒体的出现让这一点成为了民众监督政府作为的一个渠道，这对于渴望“当家做主”的人民来说又多了一条与“父母官”们“面对面”说话的机会，对于他们不满意的问题，他们当然有权利“质询”其原因，而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当然也有“义务”去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但当社会转型期多如牛毛的问题“剪不断、理还乱”的突然在这个场合提出的时候，不少官员还是被“问怔”了。其实也难怪，因为很多实际问题并不是一个官员的一个表态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多部门沟通和联动才能奏效，所以“干脆答复”难以实现，言辞闪烁又会被冠以“打太极”的帽子，导致群众不满，官员也难堪。这些虽然看似问题“多多”，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人民群众群众参政议政意识增强，民主法制进步的标志。

二是官员的“自身能力”有待提高。在这些“面对面”质询的问政方式面前，我们不少的官员还不习惯，他们习惯了层层把关的“发言稿”和早已准备好的“会议议程”；习惯了四平八稳的“工作报告”和事先掌握的“汇报材料”，当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突然抛到面前，需要“当面锣对面鼓、牙是牙口是口”的作出表态的时候，它的“不确定性”和针对一个问题的“穷追猛打”的追问方式就特别考验官员“为政素质”。当然也许我们很多官员平时的工作做得“都挺好”，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现场应对的能力却成了不少政府官员的“短板”，这些“短板”一遇到类似的需要立即表态的问题的时候就“表露无疑”，甚至因此影响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也是让我们的官员感觉“手足无措，冒汗，尴尬”甚至被“问怔”的一个原因。这充分说明我们的不少官员除了要进一步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切身关心”的问题外，自身的“能力和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当然我们说“电视问政”只是一个手段，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把我们的领导干部“问怔”，使他们“难堪和尴尬”，而通过这个手段“了解民意，吸取民智，解决民难”从而达到“消除官民矛盾隔阂、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促使官员秉公办事”的目的，这也与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初衷是一致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有不短的路要走，有不少的东西要学。（孟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