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通车就塌踏的“短命公路”，刚完工就荒废的高铁车站，刚建成就要整体拆除的码头，还有正在建设中就塌踏的“短命大桥”，更惶论速修速败、速败速修的豆腐工程，让人惊奇的还有有关部门将原因归结于老天的“淡定”。

“天价U盘”、“天价笔记本”、“天价动车配件”采购的争议之声渐渐淡出，“天价宣传片”、“天价路牌”“天价紫薇”又不甘落后，喧嚣尘上，持之以恒地演绎着没有最贵、只有更贵的“天价”传奇。

2011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支出的大幕徐徐拉开，细看之下，多数中央部门行政经费过亿，人均出国逾2万，让人再次想起广州城管系统1年出境考察10地、每人次花5.7万的“大气魄”、“大手笔”。温州“史上最细”公务接待标准的叫好声还未平息，却又发现接待市外单位或上级机关的公务宴请不受标准所限，相关部门以史上最细的标准关上“大吃大喝”的大门时，却“温馨”地留下一扇大窗户，让人情何以堪，只得惆怅于“神马都是浮云”。

“公家的钱袋子”本应来之于民，用之于公，曾几何时，却变成了不用负责任的浪费，变成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奢费！“不花白不花，白花也是花”的行为一再上演，该批判的，是相关部门和责任人“花别人钱不心疼”的心态，该反思的，则是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制度方面的漏洞。

其一，决策不规范。所谓公费，所有权应该来自社会，但所用权却一直是某些部门单位甚至是某个领导所决定，形式主义，面子工程大行其道，奢侈浪费屡禁不绝。法律规定一个样，具体操作又是一个样，社会及公众是鲜有知情权和发言权的，更别说参与权了。用不用，怎么用，只是领导部门挥挥手，监管部门拍拍手，哪管做的是令公众跺脚的事。

其二，认定查处难。公费用错了、奢侈浪费了，失职渎职了，谁来认定，怎么认定，是否有章可循，依法有据，这是当前最令人迷惑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出事了，曝光了，相关部门照样能振振有词、口若悬河，总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结果不了了之。

其三，问责不到位。问责制度的笼统，问责执行的偏差，令问责效果大打折扣，更谈不上震慑力了。就算是问责了，还能弄出“异地复出”、“升职复出”的奇闻来，问责制也渐渐沦为部分人心中的“纸老虎”。

要改变这种现象，监督无疑要更给力。不仅要发挥上级部门监督、人大机关、审计部门的监督作用，更要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甚至后者才是加强监督的重点，监督若能到位，众目睽睽之下，“公费”这只不受约束的野兽或许才能关进“笼子”，权力才能阳光运行；强化监督的前提是公费公开要更详细，更透明，让社会和舆论知道怎么监督，如何监督，监督什么；监督的效果还要依靠严厉的问责来保障，只有问责到位，查处有力，才能有亡羊补牢、警示后来人的作用。

能否管好公家的“钱袋子”，是政府是否具有责任心和公信力的重要体现。莫让公费变奢费，莫让廉洁高效变奢侈，要知道，“天价”背后损失的不仅是金钱，更牺牲了社会的期盼和民心，而民心，却是无论多高的“天价”都买不到的。(邵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