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分析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形势时,提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在分析这份报告时认为,这说明我国腐败和反腐败处于相持阶段,体现了党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这是我国反腐倡廉理论研究值得注意的一个提法。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一次将我国反腐倡廉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揭示出来,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这份报告提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实际上是否定了过去某些官员经常使用的逻辑概念。以往我国新闻发言人习惯于将存在的问题归结于反腐倡廉的力度不断加大,换句话说,按照某些新闻发言人的逻辑,正因为反腐倡廉成效明显,所以,新闻媒体才会不断爆出大案要案。这种把问题当作政绩的表达方式,非但不能说服社会公众,反而让人们对执政者反腐倡廉的诚意产生怀疑。反腐败固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当前在反腐败上不存在问题。一方面,执政者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另一方面,我国反腐败任务依然艰巨。这种彻底颠覆以往把问题当作政绩的逻辑表达方式,反映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执政者的公信力。 

其次,执政者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但是,腐败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说明我国在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现行的以纪检监察机关为龙头的反腐倡廉体系,对于解决体制内的一些问题卓有成效,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腐败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不是因为个体的腐败不受追究,而是因为体制性的或者制度性的腐败普遍存在。换句话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腐败是以制度或者政策的名义出现的,这种带有集体决策性质的腐败现象,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执政党。 

国家审计署每年发布的审计报告足以说明这一现象。以我国的公款消费为例,每年暴露出来的上千亿元公务用车、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问题,是最典型的制度化腐败现象。虽然国家审计署每年都会披露大量腐败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从制度或者机制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那么,要想彻底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近几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红头文件,并且公开处理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这足以说明执政者正在加大防治的力度。之所以腐败现象大面积地滋生,恐怕与“法不责众”的文化传统和执法机制有关。我国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已经遇到了瓶颈,如果不从制度或者体制上消除腐败,那么,腐败现象还会丛生。 

最后,群众对反腐败的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说明我国公民的民主政治意识正在觉醒,他们自觉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积极行使自己的批评权和监督权,要求执政者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廉洁度。公众的期望值不断上升与公众的公民意识不断觉醒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这其中既有对执政者的信赖问题,同时也与公民主人翁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换句话说,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公民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或者就是一个决策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是表象,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公民迫切希望依照宪法和法律当家作主,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正因为公众的民主政治觉悟不断提高,而腐败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根治,因而才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执政者在自己的党纲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使得公民在反腐败问题上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有法理上的依据,而且还有党纲的依据。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可能会给执政者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只要执政者善用这种社会情绪,采取一切手段反腐倡廉,那么,虽然不能在短期内根治腐败现象,但至少可以大幅度提高腐败案件的查出效率。 

腐败和反腐败处于相持阶段,可能是借用战争的一个概念。这个阶段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十分漫长。但不管怎么说,执政者敢于正视我国反腐败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且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说明执政者在反腐败问题上具有清醒地认识,没有掉以轻心。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尽快打破僵局,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争取主动权?笔者认为,执政者应当从反腐败的基础制度建设做起,通过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让公务员随时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当前我国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依然是体制内部查处、体制外部监督;体制外部提供线索、体制内部立案查处的逻辑思路。事实证明,这种带有全民反腐败特色的制度设计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公众缺乏最终的否决权,因此,对于个别腐败案件这项制度行之有效,可是,对于那些体制性的腐败或者集体性的腐败案件,这套系统往往会捉襟见肘。所以,执政者依靠传统思路反腐倡廉之外,还应当尽快摆脱路径依赖,从加快我国民主政治体制入手,构建一个基础更加巩固的反腐倡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