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陕西省安监局长因戴名表引发社会热议，给一些官员带来网络焦虑和心理余悸——那么，官员该不该远离奢侈品？

“人肉”奢侈品，意在希望财产公开

“千万不要误解，网民只是对官员使用名烟、名包、名鞋、名表等奢侈品感兴趣。其实，这曲折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官员财产不透明的不满，以及对财产公开的呼唤。”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胡泳副教授说。

他认为，以陕西“名表门”为例，网民的穷追不舍起码表明两个“不信任”：一是不信任你凭合法收入能买得起11块名表？二是不信任你除了名表，就没有其它不廉洁的事？这说明，加大官员财产公开力度，是发现和遏制腐败的有效途径。

公开能中止揣测和怀疑。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教授现身说法：2003年，他从中南财经大学调机关后，不坐分配的公车，而是花41万元买了一辆大切诺基越野车，当时在武汉“够奢侈的”。“我通过会议、博客说明我多年当教授的收入，足以买得起这部车，等于是财产申报和公开，结果没人说我腐败。”

“官员能否购买、使用奢侈品，其实是个伪命题。官员拥有一两件自己喜欢的奢侈品，并不为过，只要是合法收入购买的。”叶青说，从昔日南京周久耕的落马，到如今陕西安监局长被调查，网民一路追踪的不止是官员奢侈品的多寡，而是官员财产的合法性和阳光化。而这一点，常常为网络“看点”所掩盖。

官员，不能追捧奢侈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教授认为，官员应该远离奢侈品。他强调了两条理由：

首先，党和国家对官员有廉洁从政的要求，而且官员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和示范者，慎言慎行，不脱离群众，是基本的从政伦理。因此，官员不应该成为奢侈品的崇拜者，因为这会引领社会陷入对奢侈品的盲目追求。即使官员消费的是自己的合法收入，也应提倡朴素、节约的消费观，反对奢靡之风。否则，将有损执政形象和社会风气。

其次，在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扩大的转型期，干群之间的关系比较敏感。老百姓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掌权者身上，官员往往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再加上处于微博时代，个别官员不检点的行为极易引发网络事件。这就要求官员，更加密切地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他说，让官员自觉远离奢侈品，可能有点“严苛”，但本质上对塑造官员个人品格有好处，对政府形象有益处，对改善干群关系有帮助，一举多得。

“官员要带头做奢侈品的理性消费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曾明月研究员向记者介绍，2008年国家金融危机后，国内奢侈品消费呈现暴发式增长，让国外业界目瞪口呆。除了价格比对因素外，相当部分的国内消费动机来自攀比、炫耀、彰显身份。而这种购买“社会符号”式的消费，在欧美人眼里是一种不成熟或没文化的表现，得不到外国朋友的内心尊重。

“奢侈品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用品，不是价格越高就越有身份。”她建议领导干部要懂一点奢侈品文化，学会欣赏而不是拼命占有，从追求品牌奢华向追求精神奢华转变，“不为几个名包、几块名表折腰”。

奢侈品申报“空白”亟须填补

2010年5月26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县处级以上官员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的收入、房产、投资以及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十四大类情况。

让叶青纠结的是，这“十四大类”中不含汽车等奢侈品项目，“每年都要填，可表上没地方”。“我多次在人代会等场合呼吁，要扩大申报范围，把5万元以上的奢侈品列入报告内容。”他给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公务员年收入一般不超过10万元，你至多拿年收入的一半去买一块名表或一个包吧，立此存照，最终看你到底有多少奢侈品，同财产收入到底符不符？

乔新生也认为，要细化和完善官员财产报告制度，并且要限时限额申报公开。他以香港为例，任何一名公务员，接受价值1000港元或以上的利益均属犯法，接受400至1000港元利益需要立即向上级申报。根据公务员规例，每次20万港元或以上的投资交易，均须在交易7天内呈报。否则，就要到廉署“喝咖啡”。只有在规范制定和行为监督上都非常细致严格，才能防止官员不明巨额财产的出现。

在严格官员财产申报的同时，也要防止“低调官员”浑水摸鱼。胡泳提醒说，“奢侈品反腐”的社会效应，必然“打草惊蛇”，让一些贪腐官员从此远离名牌，“艰苦朴素”，甚至故意抽孬烟、戴寻常表，伪造亲民形象。对此，执纪执法机关也要超前防范应对，广泛依靠民主监督还原官员“真相”，不简单以是否使用奢侈品来判断官员的廉洁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