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薄熙来到衣俊卿，再到以雷政富为代表的陷入桃色陷阱的官员，一系列“老虎”和“苍蝇”的倒下，令人拍手称快。细看这一系列案件，其中折射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也让人深思。那就是不少舆论不去关注这些问题官员是否贪污受贿，而是着重渲染其中的二奶、淫乱、色诱、捉奸等有“色”话题，甚至一些部门在公布有关决定中，也对“生活作风”问题予以特别强调。结果，这些轰动社会的话题看起来更像是桃色新闻，而不是贪腐事件。

有人可能说，钱色不分家，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官员一定会有贪污问题。但是，贪官之所以必须被追究，主要是在于其腐败。腐败问题触犯的是法律，危及的是整个社会，是法律应该制裁的对象。作风问题触犯的是道德，危害的是相关家庭，是道德应该处理的范畴。如果通过生活作风发现了官员的腐败问题，那么就应该把贪官送上法律而不是道德的审判台。如果仅仅根据道德问题对官员做出处理，淡化甚至忽略了对其涉及法律问题的追究，无疑是弃重就轻、舍本逐末。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对官员的道德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公共资源的支配者、公共权力的掌管者，官员确实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操守，在个人生活方面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但这种道德方面的要求，只能通过道德方面的措施来进行，既不能把法律问题道德化，也不能把道德问题法律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所以被国会弹劾，是因为他“作伪证”和“阻挠司法”，而不是因为与莱温斯基的私情。当然，一个官员的道德出现问题，他也会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前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彼得雷乌斯就因婚外情曝光而辞职。这些都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中对道德问题的理性处理方式。如果仅仅是道德问题，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就不宜介入；如果从其中发现了法律问题，那么就应该进入法律程序进行处理，而非在道德问题上大做文章，甚至借此淡化、规避对法律问题的处理。

提到官员道德，还要看到生活作风并不是官员道德操守的全部。官员作为公共资源支配者、公共权力掌管者的身份，其首要道德要求应该是与此密切相关的职业操守，诸如严格限制公款消费、不接受涉及利益的吃请与礼物、杜绝渎职和滥权等，然后才是个人生活作风。而对个人生活作风的要求，其主要目的是杜绝由此可能产生的利益交换和贪污渎职的可能。但从目前舆论的聚焦点来看，问题官员们最受关注的恰恰是其生活作风而非职业操守，公款消费虽然屡受诟病但已见怪不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行为，实为渎职但竟成为许多官员工作的座右铭，而二奶、情人则是舆论场中永不褪色的焦点，永远吸引着各色人等的眼球。

在这种津津乐道于作风问题的背后，反映出社会在如何认识官员和追究贪腐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概而言之，就是仍然没有摆脱“德治”思维，没有养成“法治”思考的习惯。舆论希望官员在个人道德上无可挑剔，但“德治”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把各种问题归结到普遍的人性弱点，或是具体官员的道德操守上，从而忽视导致贪污腐败之所以产生并蔓延的制度性缺陷，忽视从法治与制度的角度惩治贪污腐败。而没有制度的改良，贪污就会如同原上之草，割了又生。没有法治的规范，治贪就只能是个案式的、运动性的，选择性反腐终难避免。

治理贪腐，千万不能被生活作风问题遮蔽了眼睛。发现了问题官员，是道德的应限于道德，是法律的一定要进入法律。不放过任何一个贪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送上法律的审判台，而不是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李开盛 原题：治理贪腐，不能被“生活作风”遮蔽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