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始兴县连续两任水利局局长都因受贿落马，巧合的是,行贿他们的人中都有该县政协委员段凯兵。如今，两任局长身陷囹圄，而段却只是撤销了政协委员职务，至今未被追刑责。
 

受贿与行贿，是一根藤上结出的“并蒂毒花”。“鸡蛋留缝”该鞭挞，“苍蝇乱叮”也应唾弃。正因如此，对行贿与受贿同罚，既寄寓了公众的公平诉求与正义期许，也体现在了司法设计中。
 

刑法规定：行贿超过20万元，必须立案追责，而且不能缓刑。去年底，“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明确了行贿罪的追诉标准：凡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万元以上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多次行贿的，按累计金额处罚。
 

可在始兴这起对偶性犯罪中，两名受贿者固然落马了，行贿者段凯兵却安然无恙，虽然政协委员被撤销，却免于刑责，委实有些匪夷所思——按理说，段的行径已涉嫌行贿罪，依法当被究责，可他为何却能几近“全身而退”？
 

这或与行贿处理偏轻的“裁量惯性”有关。尽管行贿罪为祸不浅，但就现实看来，无论是查处率，还是量刑尺度，它都跟受贿犯罪不可同日而语。
 

就成因上讲，行贿与受贿确实是性质迥异。行贿虽可恨，却动机复杂：有的是想锈蚀规则牟利，有的则是迫于无奈，花钱消灾、买方便，比如百姓在办事盖章时，不得不“意思”一下，以求通融……在潜规则盛行的语境中，行贿或带有些许被裹挟的成分。王石说“你不行贿好像就成了另类”，就一语道出行贿的蔚然成风。虑及现实，行贿动辄被视作“弱者的无奈选择”，更易于被包容。
 

从法律角度看，现行刑法规定中，对一般行贿罪定罪较轻。为便于侦破案件，司法部门可能会将行贿与受贿“隔离”，对“污点证人”适度豁免。
 

段凯兵未被追责，是否因配合取证而被“从宽处理”，还是另有理由优待，我们不得而知。但可肯定的是，就算是因特殊原因酌情减免，也不能罔顾法规，完全免责。违法不究，只会损害法律公信，也预埋了腐败的引线。
 

再者，行贿免于刑责，可能跟法纪衔接“断链”休戚相关。对段凯兵撤销政协委员称号，只是内部处分。但在追责常沦为“以纪律处分代刑罚”的情况下，它或造成了“已予处分”的假象，也转移了舆论视线，而刑法追究，也就此淡化。
 

正如有专家说的：“严惩受贿却又宽纵行贿，如此反腐跟开着水龙头拖地毫无两样”，受贿落马，行贿免责，只会造成负向激励，也侵蚀反腐制度的肌体。因而，反腐要将权力关进笼子，也需对行贿“零容忍”，规避执法纰漏。（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