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因检方未对其“性贿赂”提出指控，再度引发各界对“性贿赂”入刑话题的讨论。此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该不该入刑，争议已持续 近20年。近来不少官员腐败案件多涉及“性贿赂”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此行为入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具体到司法实践尚存在诸多难点。

现行《刑法》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非物质性利益贿赂并未纳入贿赂范围，正是基于此立法空白，检方未对刘志军案中的“性贿赂”提出指控。物质性利益和非物 质性利益，只是利益形态的差别，无论是具体可见的以公权换取私利，还是抽象隐蔽的“权色交易”，从结果考察，其实都指向同样的性质，即意味着贿赂。而且， 正如媒体报道所提及的那样，像刘志军案件中的“性贿赂”情节，背后是行贿人出钱雇请他人为被告人提供“性服务”。在诸多涉及“性贿赂”的案件中，当事人往 往受到他人指使。这也意味着，“性贿赂”只是传统贿赂的变种。于此而言，在立法中，厘清其中的贿赂细节，适当将“性贿赂”纳入贿赂范围，确有其必要。

“性 贿赂”是否入刑，即便在该行为层出不穷的今天，仍然存在诸多争议。相对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当前中国司法领域更为迫切的，或在于走出贿赂依靠狭隘财物内容 的界定。贿赂行为日趋隐蔽的特征，使得不少国家在界定该罪行过程中，采取了相对广义的定义，根据知名刑法学者周光权教授的观察，这种相对广义的定义甚至与 反腐败成效存在一定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涉及贿赂罪行就规定，贿赂特征就在于提供不正当好处，这里提到的“不正当好处”，意味着 包括财产性贿赂和非物质利益贿赂，显然，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性贿赂”入刑是有其依据的。

正是出于贿赂行为日趋多样化、隐蔽化的 考虑，不少国家将“性贿赂”纳入了《刑法》范畴。然而，困境依旧存在，一种颇受认同的观点认为，“性贿赂”未纳入《刑法》，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司法实务层面 的障碍，现实可操作性较弱，而立法必须考虑到社会接受能力和现实可操作性。就司法操作而言，因为行为的特殊性，对行为性质的甄别往往存在较大困难。事实 上，不仅是“性贿赂”有这样的纠结，近来备受关注的重庆不雅视频事件中，就赵红霞与雷政富两人是否存在恋爱关系，当事人似乎也面临抉择，坊间也出现了不同 说法，而不同的行为性质，必将影响到最后的司法裁决。当事人之所以可根据需要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结论，就在于性层面的行为性质判断，多依赖口供，侦查尽管有 一定的空间，但存在较大难度，亦可能引发争议。

相对推动“性贿赂”入刑，当前该话题所呈现的舆情更值得玩味，可从中一窥当前的司法 环境，以及与现代法治理念之扞格。反对“性贿赂”入刑者，多提及侵犯官员隐私权，也有人认为“性贿赂”只是道德伦理问题，法律不应干涉。讨论因此指向一些 经典的论争：“性贿赂”入刑是否与保护隐私产生矛盾，又该如何界定官员的隐私权。另外，涉及性话题，往往会出现一种看似理性的声音，将接受“性贿赂”单纯 归结于官员作风不正，道德谴责占据上风，司法介入则被要求谨慎行事。

这些观点部分充满谬误，背离了现代法治规则，有的则是对中国社 会文化环境的考量，有一定的合理性。考虑到上述多种困境，短期内“性贿赂”入刑可能不太现实，但随着“性贿赂”现象愈演愈烈，立法层面理应对此有所体现， 眼下，尤为关键的是对贿赂行为定义做出司法修改。如果说，“性贿赂”入刑国内外普遍存在困境，那么，立法过程对贿赂行为采取相对广义的定义，则是通行做 法，中国司法理当积极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