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壁垒森严的等级秩序早已渗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士农工商、九品官阶、父子、夫妻、兄弟等不同种类的身份，规范着每个人在每个方面的权利与义务。高等级的身份，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不但拥有无尚的荣耀，更 意味着数不尽的特权，成为众人艳羡的对象，这是中国“官本位”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社会秩序和文化的长期浸淫之下，社会就形 成了一种以身份为标志，以特权为核心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本能，导致国人的社会生活往往缺乏平等的内涵。这不仅体现在官场之中，也体现在普通民众之间，只不过 表现的方式有所差别而已。特权者享受特权、炫耀特权、维护特权，普通民众则试图挤进特权阶层以及忍受特权，于是有了流行的“奴才文化”和奇特的“顺民文化”。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让国人接受了平等和民主文化的洗礼。但相对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来说，这次洗礼实在是太过短暂。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之时，恰逢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给国人的特权思维注入了新的因素，推动了这种思维的演变，并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当前中国改革困境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加速，让我国社会享有特权的阶层深刻了解到西方世界物质的充裕和金钱的魅力。一些拥有特权意识的人开始更加“自觉”地把手伸向“金钱”， 并结成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当金钱和权力相互勾结，金钱也带有权力的色彩，造成社会对立情绪和民众对社会的不满，进一步加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

不少普通民众则在全球化大潮下拥有了较强的平等意识。但这是一种奇特的、不成熟的平等意识，是一种在自身没有特权时渴望特权者能够与自己平等，挤进特权阶层 之后则心安理得认为自己应享受特权的一种变形的平等意识。这就是为何不少国人在没有享受到特权时，在网上大骂特权，而一旦获得特权就变本加厉地享受特权。

当奇特的特权思维盛行，各种改革，包括不涉及官员的改革也都难以推进。这几年中国内地争论得如火如荼的异地高考就是一例。国家倾全国之力支持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的著名高校，而这些著名高校又把多数高招名额分配于京沪，京沪人早已习惯了本地一本线远比河南等地的二本线低的特权，就连在京沪工作的外地人的小范围 分享都被视作不可忍受。而在京沪工作的外地人则自顾自地争取能分享这种特权，殊不知，家乡多少人既要在较差的教育条件下读书，还要接受不公平的录取条件！

当普通民众只把平等意识对准别人的时候，任何对违法特权者的法律惩戒都很难起到警示作用。这实际上是腐败者“前腐后继”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此外，全球化带来的信息化，使得某些特权者日常生活的奢华，颐指气使的待人态度，以及他们试图将手中特权“世袭化”的行为，在当代社会被迅速扩散得路人皆 知，也让一些特权者与大众的距离被明显地暴露于阳光之下，加剧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恶化了改革开放推进的氛围，严重影响着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国人本能的特权思维，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已经演变成一种兼有中西糟粕的思维怪胎，从根本上威胁着改革的进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巨大障碍。如何克服这种障碍，是中国长远发展和未来复兴不得不解决的巨大难题。（李优坤 钮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