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最高检副检察长朱孝清在《检察日报》撰文表示，发现领导的决定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要向上级甚至越级报告，以防悲剧的酿成。这是近期最高法有关负责人多次就冤假错案表态后，最高检有关负责人首次表态。
 

最近，最高法院有关领导密集地对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表态，如今，最高检的领导也就此发表文章，这充分表明，最高司法机关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视与决心。越级报告领导的想法，给检察官维护公平正义指明了一个方向，但如果没有相关配套制度，实现起来恐怕有困难。
 

在现在的行政管理体制中，一级只能向其上一级报告事务，越级报告，仅“越级”本身，就可能成为被处分的理由，而某些上级的上级对于越级报告者，不但不会给予赞赏与重视，反而会将其视为官场的“犯规者”。如今，最高检的领导明确必要的越级报告，这实际上是为那些坚持公正执法的检察官解套，让他们敢于为维护公平正义而做官场的“犯规者”，这不失为一个防范冤假错案的办法。
 

如何让“越级报告”有效？我们的制度惯性依赖于批转、交办，公民上访，经常是一级批转一级，最后还是由被上访的基层对象去处理，甚至连举报信也是一级批转一级，甚至可能落到被举报人手中。所以，有些官员狂妄地叫嚣：“哪怕你告到国务院，事情还是得由我们来处理。”这是因为他们深谙官场的“制度惯性”。如果检察官越级报告的结果，也是转到检察官的上级手中，如此，冤假错案能得到纠正吗？
 

另外，在一些领导眼里，检察官对于冤假错案不服领导的决定，向上级“告状”，这等于直接给领导抹黑，制造难堪。所以，他们很可能给越级报告的检察官准备“小鞋”，甚至找借口将其调离重要岗位，或撤职、降职。
 

现行的法律、法规还不能周全地保障检察官越级报告的行为，受到打击报复的检察官除了申诉之外，并没有有效的救济渠道。《公务员法》只是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并没有规定公务员越级报告遭受打击报复的救济渠道。
 

要让检察官敢于“越级报告”，还需要相关制度保障。比如，上级接到检察官的越级报告，必须无条件启动调查程序，而不是以批转、交办的形式又转到下级。同时，要严惩打击报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