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萧山案”以5青年无罪结束。当年法官张德宝表示，“我有一定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因为我不是审判委员会成员，而案子最后是审判委员会（下称“审委会”）定的”。（7月3日《新京报》）

该错判形成于1997年，即使“萧山错案”发生在现在，按照现行的审委会制度，能够对参加案件讨论的审委会成员问责吗？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现行法律，审委会对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有最终决定权，却没有条文来规定，审委会决定错误了的案件，审委会或审委会成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相 反，2010年1月发布的《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意见不受追究，并应当记录在卷。”该规定有 利于保障审委会委员的言论权利，但是，其负面效果在于，制度确认了审判权力与零责任承担后果的权责分离。

按理说，各级法院的审委会依法 都由院长、副院长、庭长和资深法官担任委员，实行民主集中制，一人一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决定案件的裁判结果，确实有利于保证疑难案件的办案质 量；但不得不承认，它不审案却定案，集体负责却无人负责的机制，又严重违背办案的基本规律，不能不说是该制度的重大缺陷。

而恰恰是这一 缺陷，却为一些法院、一些法官所看好，他们特别钟情于审委会这个权责分离的制度机制，把它当作避免法官错案追究的法宝。尤其是一些维稳压力很大，按“疑罪 从无”原则完全可以由合议庭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也矛盾上交，由审委会来决定，最终定了罪，背后的原因正是错了也没人担责的制度机制。因此，这种权责分离 的审委会制度机制，特别不利于“疑罪从无”观念的形成。

笔者故而认为，饱受学界诟病的审委会制度，即使基于各种原因一时还废除不了，但 至少应当确立这样的机制：对于承办法官汇报时明确定案存在疑点的案件，发表“疑罪从有”、“疑罪从轻”意见的审委会委员，应当实行错案追究。而从长远来 看，有必要对现行审委会制度作一个“扬弃”，将其定位于重大疑难案件的权威咨询机构，而不是案件的裁判决定机构。（刘昌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