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批省级政府公开“三公”经费的举动吸引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然而，一些省市交出的答卷并不尽如人意。有媒体报道称，当前还有10个省市没有公布“三公”经费，即使公开了的省份，多数也只是公布了几个省级部门的“三公”经费情况，并非全部省级部门都公开了。

 

“三公”经费公开渐入公众视野，民意对此多有殷殷期待，希望这种公开范围更大一些、项目更细致一些；中央政府对此也多有要求，继2012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公开之后，国务院前不久也要求，2014年3月前所有省都要公开“三公”经费。可见，“三公”经费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已经成为潮流，不可阻遏。也因此，眼下省级“三公”经费公开半遮半掩的现状，就显得格外刺目。

 

那么，省级“三公”经费为何公开乏力？果真如有关专家所言，只是缺乏预算法的刚性约束吗？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法律的要求是一种约束，而权力运行的封闭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若想真正实现省级“三公”经费的公开，根本之计在于将权力置于阳光下晾晒，接受公众监督。

 

省级“三公”经费公开乏力在于：其一，“三公”经费公开并非出于地方政府的理性，更多是一种压力之下的勉强公开。既然是勉强的行为，当然很难要求这种公开能够做到让公众满意。在已经公开的省份中，很多省份要么只是公布一个笼统的数目，公众莫知其详；要么只是公开个别部门的“三公”数目，且只是粗线条的勾勒，缺乏细目。这样的公开，与其说是制度层面的进步，到不如说是对民意的搪塞之举，并不具有实质的信息公开价值。

 

公开“三公”经费的制度初衷，并不是为了公开而公开，而是为了改变目前公务消费增长迅速且缺乏透明的现状，从而降低居高不下的行政运行成本。这种公开，一方面，可以让公众知情，了解公共财政的去向；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变政府自身消费缺乏约束、肆意而为的现象，让政府权力多一些理性、多一些监督约束。

 

其二，省级“三公”经费公开过于粗线条或者干脆不予公开，也与监督缺失有关。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往往深深隐藏在财政预算的大盘子当中，公众很难从中明了具体的规模。这种混沌状态，也使得公众的很多质疑、批评要么是大而化之的“骂糊涂街”，要么就是针对若干已被曝光的个案条分缕析，很难对于整个“三公”经费状况过多置喙。

 

这些年来，社会公众乃至研究机构往往是通过审计报告了解“三公”经费的具体情形。这样的信息渠道显然有些偏窄，且很难制度化。因此，有必要继续拓宽监督渠道，比如，通过人大的介入审查，一方面，赋予政府“三公”支出以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多一道屏障，遏制那些并非必要的支出。又如，政府应该主动公开，积极公开，以接受民众的审视，从而对政府行为产生倒逼。

 

省级部门承上启下，一举一动有着极强的波动效应。省级“三公”经费公开如果乏力，既关系到中央公开“三公”的政策效果，也会影响到市、县一级能否持续、彻底公开。目前，国务院已经开列了公开的时间表，时间紧、任务重，地方政府部门没有理由继续无视中央的要求，更没有理由继续忽略民间要求公开的声音。

 

“三公”经费向社会公开，是政府部门应该履行的责任，也是社会公众监督政府法定权利实现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政府部门既不能吞吞吐吐、半遮半掩，甚至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拖延、推脱，更不能将“三公”公开形式化、简约化，仅仅列出一些笼统的数字，用来应付差事，这样不仅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反而在各地产生极为恶劣的负面效应，不可不察。(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