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公安机关正深入治理网络谣言。笔者认为，在不遗余力打击来自民间的谣言——“民谣”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官谣”。因为“官谣”同样贻害无穷，需要重拳治理。
 

“官谣”与“民谣”不同，“民谣”属于个人行为，“官谣”大多属于组织行为，说白了就是政府部门向群众撒谎。细审近年来屡屡曝出的“官谣”，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息事宁人”型，对于媒体曝光的问题，有关部门不是认真调查、真诚面对，而是编造谎言掩盖真相、拖延解决，最典型的莫过于刘铁男事件，面对记者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称“纯属污蔑造谣”；二是护短遮羞型，面对群众质疑，不是反躬自省、严于律己，而是矢口否认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突出的例子如“郑州夜店打字幕欢迎项城市田局长”，项城有关部门回应“可能是恶作剧”；三是权宜之计型，面对重大事件不是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而是刻意制造理由混淆视听、瞒天过海，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王立军“休假式治疗”。
 

纵览上述“官谣”事件，尽管场景不同、内容有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剧情：一开始，政府部门急于否认，把丑闻按下；紧接着，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真相浮出水面；最后，公开道歉。制造“官谣”者，无非是为了把自己撇干净，推卸责任。
 

然而，“伪欺不可长，空虚不可久”。依靠谣言为自己开脱，纵然能逞一时侥幸，也终将东窗事发，结果只会让整个部门为之蒙羞，适得其反。更何况，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流动早已不再是单向度的“你说我信”。政府部门发布的一条信息、发表的一个观点，最终都会在实践中验明是真是假、是诚是伪。
 

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度的支柱。政府部门讲诚信、说真话，是基本的权力伦理；政府部门充当权威信息的来源，更是信息社会的运转基石。如果任由“官谣”肆虐，势必瓦解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让政府部门陷入“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的塔西陀困境。庄子在几千年前就说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西方的谚语也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即使是从危机公关的角度，诚实也是比谎言更加高明的策略选择。
 

“官谣”不除，公信难立。对待“官谣”必须“零容忍”。遗憾的是，现行法律对“民谣”制造者有相关查处规定，对“官谣”制造者、发布者却没有具体的查处规定，“官谣”制造者、发布者往往只是事后道歉了事，这也难怪“官谣”难绝。可见，杜绝“官谣”不应止于认识论上的说理，更应该在方法论上动用问责机制。应该强调的是，尽管是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但是“官谣”的背后往往体现着相关领导的意志，因此，针对“官谣”的问责不应止于新闻发言人，还应上溯追究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李克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