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因网上曝光在车祸现场微笑、继而被搜索出有多块名表的“微笑局长”、“表哥”杨达才，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5万元。这是继揭出“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不雅视频”主角雷政富以及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等之后，网络反腐的又一成果。与此同时，近期随着一批网络造谣者、造谣公司被抓获被侦破，网络谣言特别是以网络反腐为名造谣传谣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在网络已成为舆论传播重要阵地的今天，怎样用好网络反腐这一“双刃剑”，亟须人们去重视和思考。
 

就在对网络反腐的利弊众说纷纭之际，值得关注的是，8月27日，《广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正式提交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条例的亮点之一，是要求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必须对涉及职务犯罪的网络舆情，及时给予回应，从而将“网络监督”与“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并列入法，将开辟把网络反腐纳入法律法规的先例。
 

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称道乃至借鉴。反腐败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检察机关曾统计过，查办职务犯罪线索有70%来自群众举报。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没有群众的举报和“知情者”提供的线索，反腐工作不但成效不彰且成本高昂。而网络以其便捷性与“叠加效应”，不但信息聚合快，而且成本极低，只要运用得当，本应成为反腐“利器”。从上述几起网络反腐成功案例，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然而，目前的现状是，许多地方和部门，或因观念滞后，或因有抵触情绪，对网络反腐这一新兴平台，往往视而不见。一旦出现网上举报，多数采取“鸵鸟政策”，“闷声”逃避，只想一拖了之，或者想方设法删贴捂住，甚至不查详情就矢口否认，撇清责任，最后不得不“否认之后再承认”，最终严重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网络反腐入法，是将这一新的监督方式制度化、规范化的最有力途径。其好处有二：一是把采集、分析、研究涉及反腐败的网络信息，并采取相应措施认真处理和及时向社会回应，变成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法定义务，再也不允许装聋作哑，让网络线索“热闹一阵子不了了之”，或被迫“否认之后再承认”，积聚民怨和失去民心。二是也有利于引导公民依法据实举报，尽量选择有依据、已核实的信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再因担心有关部门不重视而夸大其辞，制造轰动效应，同时也使那些真正的网络造谣者成为极少数，便于更准确地依法对其进行打击，确保网络这一现代新兴舆论传播载体能为我所用，趋利避害。
 

实际上，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往往也面临着网络反腐的类似困境。有些地方和部门，在面对媒体言之有据的舆论监督时，不是想着认真解决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动用权力、寻找关系拦访撤稿，捂着盖着，或者干脆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媒体为达到监督效果，取信于读者，不得不连串追踪报道，客观上形成炒作之势，有关部门又以“维稳”为名，强令制止，表面上消停了，但最终伤的是老百姓的心，日积月累，后果堪忧。
 

因此，还应认真研讨、借鉴网络反腐入法的做法，建立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对于舆论监督的回应机制，乃至制定相关法规。对新闻单位报道和反映的问题，认真研究处理，并及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回复，如果拒绝舆论监督需承担相应责任，从而为舆论监督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支撑，及时消除腐败，化解民怨，凝聚人心，夯实发展与稳定的群众基础和民心“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