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诺贝尔奖北京论坛上，2006年度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说，“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他说，“我们希望看到聪明的年轻人对妈妈说：妈，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去了！”“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公务员，但政府机构不是给年轻人的，这是低估了他们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费了社会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成本。”菲尔普斯认为。
 

年轻人争当公务员是一种“严重浪费”，对于一个有活力的社会而言，这近乎常识。因为，社会财富只能来自于创造而不是分配，而公务员不属于直接创造财富的环节。最有创业激情也最有创新精神，同时还最有年龄优势对抗失败风险的，当属年轻人无疑；当年轻人集体寻求所谓的稳定和安逸，社会活力就不可能真正被激发出来，各领域的创新精神也不可能真正得到释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我国年轻人的忠告，其实只是重复常识。
 

只不过，上述忠告更多是基于宏观的集体理性，那具体到特定情境下的个体，在我们的“特殊现实”下，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更喜欢“当官”，以至于万人争抢一个热门的公务员岗位？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官”可能与别处不同——权力更大，约束更小。小学生都喜欢“当官管人”，“官本位”之所以深入思想骨髓，是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可是，现实的残酷之处却在于，我们历来有“升官发财”的说法，似乎只要“升官”了，“发财”就不成问题。很多人争当公务员，正是奔着“升官发财”而去，哪怕是一点小权力也要想办法兑现成金钱。没有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约束，反而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兜底，以“灰色收入”名义存在的各类腐败现象，未入官场的人骂并嫉妒着，已在官场者笑并神秘着。
 

“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去了。”这种美国式的创业激情，无论是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青年人才流动、提高创新能力，还是对于将个体的“中国梦”凝聚成整体的“中国梦”，都大有裨益，但在当下的现实中，却必然遭遇无人喝彩的尴尬。年轻人走向市场必然遭遇一个大问题，即与各类政府机构和官员“搞关系”，这不仅意味着需要更多无谓的“企业公关成本”，更意味着必须面临从起点开始就难言公平的营商环境。某些国企动辄数亿元的“业务招待费”，其实就是某些部门“三公经费”的账外账，这是那些想“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的年轻人所无力承担的，除非他们可以“拼爹”——只不过，靠“拼爹”开公司，不仅背离了鼓励年轻人创业的本意，反而是“官本位”的延伸与“阶层固化”的延续。
 

年轻人争当公务员是一种“严重浪费”，诺奖得主的忠告，当然是说给年轻人听的，但又不只是说给年轻人听的。当常识成为常态，充满活力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