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透露，该院反贪局在近两年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中，“行受贿代理人”这种犯罪新模式正悄然滋生。亲朋好友、一些专家学者和退休干部这三类人，成为行受贿犯罪的专业经纪人。

 

经纪人就是向买卖双方介绍交易以获取佣金的中间商人。如今行贿受贿也有经纪人，折射了权力腐败的产业化、隐蔽化和复杂化。

 

腐败掮客亦即行贿经纪人的出现，与商业潜规则盛行有关。不少无良商人信奉一本万利的“行贿经济学”，急欲寻找权力出入口，千方百计通过某些中介将官员拉入关系网、利益链，以共同出卖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捞取个人好处。典型的像四川富豪王德军，在通过掮客结识了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后，以4000万元低价，买了总资产高达4.6亿元的犍为电力。通过这种操作，王德军实现了一夜暴富，掮客得到了不菲的佣金，田玉飞获得了钱物总计1265万元的回报。三方皆大欢喜，被坑害的是公共利益。

 

对于贪官来说，行贿经纪人既是其敛财的工具，更是腐败的伪装和掩体。有了代为砍价、代为转账变现的中间人，就少了直接谈钱收钱的风险，受贿人在法律上常常不具有相关财物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这就增加了查办难度，使龌龊的交易变得相对安全。很多贪官为规避法律制裁，指使经纪人成立私人公司，将受贿财物隐匿于公司或其他个人账户，供其日常消费。这方面的典型有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他所受2454万元巨额贿赂，绝大部分是通过经纪人完成的。每逢国家专项资金政策出台，陈就会指示其情人或评审专家充当中间人，寻找潜在的申请企业，而将资金拨付企业后，再由他们代其从企业抽取回扣。

 

行贿经纪人大行其道，暴露的是一种升级版腐败，危害巨大。行贿经纪人扮演的不只是贪官与行贿者的中介，更是腐败的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洗钱机器等角色，堪称腐败合伙人、利益分享者。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官员情妇及其亲朋好友，甚至部分专家学者和退休干部充当经纪人，充分说明了腐败行为的扩大化、团队化、规模化——严打这种无孔不入的腐败掮客，彻底铲除“行贿经济学”滋生的土壤，应是当下反腐败的一个着力点。

 

刑法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业界指出，这项罪名的法定刑偏轻。比如，与介绍卖淫罪相比，同样是在中介服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另外，在司法实践中，行贿经纪人也很少受到法律的严惩。有媒体记者曾查询上海法院法律文书检索中心刑事文书库，发现9.46万件刑事文书中，仅有3件与介绍贿赂罪有关，其中仅有一起案件的涉案人判了实刑。就是说，行贿经纪人之所以能兴风作浪，一个重要因素是违法成本很低。有关部门不妨考虑加大对介绍贿赂罪的处罚力度，并切实加大执行力度，增加介绍贿赂的法律风险，从而有力震慑这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