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统计，自2000年以来，半数落马省部级官员涉及房地产；十八大以来落马的8名省部级官员，大部分也涉及房地产。这些统计数据尽管不是权威发布，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人们的日常感受：贪官往往都坐拥“广厦千万间”。

 

不是吗？广州“房叔”、陆丰“房爷”，让人们见识到一个人可以广有房产到什么程度；张曙光在美国的别墅，更刷新着人们对腐败官员房产的异域想象。由此可见，“房腐”已经成为腐败病毒的新变种，成为权力寻租的新现象，房地产灰色利益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腐败案件中的一个大毒瘤。

 

腐败官员广置房产，也许有人会说与中国人追求田多地广的传统心理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房产”的独特属性。其一，保值增值，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房价“只涨不跌”的市场预期让房产成为投机套现的首选之一；其二，“漂白”功能，把赃款置换成房产，就能够钻法律空子，给赃款披上合法外衣；其三，隐蔽性强，无论是在房地产开发中以房产为筹码与开发商进行权钱交易，还是以其他方式受贿，如房产不登记在自己名下、以低价购房，都不易被发现……由于这些特性，贪腐官员遂对“房腐”趋之若鹜。

 

在贪腐官员通过不正当手段大肆圈占房产时，不断高企的房价，粉碎了多少青年人融入城市的梦想？吞噬着多少工薪阶层终其一生的积蓄？古人形容田产不均时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虽然略显夸张，但是贪腐官员能坐拥豪华房产，普通百姓却只能望房兴叹，“房腐”又怎能不激起人们的公平焦虑，怎能不刺痛社会的神经！从这个意义上，“房腐”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终极表现之一，较之其他腐败形式，为害尤烈。

 

“房腐”在一些地方潜中滋长，再次证明了随着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寻租方式的多样性、利益链条的延展性都在进一步凸显。越是面对反腐败斗争的新趋势、新形势，越应该与时俱进、创新方式，越应该让反腐手段跟得上腐败变异的步伐。具体到遏制“房腐”，一方面，要加强“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权力划定行为的边界，让权力与房产不再勾结；另一方面，要加强“公开”，使不法房产不再成为监督盲区，让房产信息变得更加透明公开。名为“房腐”，实为“权腐”。因此，还必须以斩钉截铁的决心、雷霆万钧的手段，对逐渐增多的“房腐”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及时曝光、形成震慑。斯能如是，则“房腐”更将何处藏身！（李克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