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可办的“考察性出访”实质是浪费公帑，中央文件明令禁止，理所当然。关键还在于，地方或部门文件不得以“因地制宜”等为由，再开口子。
 

中央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是，严格控制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数量和规模，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
 

“出国考察”，一直是许多官员公款出国的常用说法。“考察”，天生一副办理公事的架势。但是现在，它被中央叫停了，而且是一刀切，很决绝。
 

这里所谓一刀切叫停，并非不分清红皀白地禁止任何类别的领导干部出国，而是叫停“考察性出访”。所谓“考察性出访”，应当是相对“事务性出访”而言，后者是具体有公事要办，而前者却“无明确目的”，无事可办。
 

既然无事可办，出国考察就是浪费公帑，国家予以明令禁止，就是理所当然的。
 

但必须注意的是，此次禁止性规定并非我国第一次叫停“考察性出访”，而是屡禁屡弛，可谓令行而长期禁不止。比如1991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补充规定》，其中规定：“领导干部出访的目的要明确，要讲究实效，组团要少而精，主要进行对口会谈或工作会晤。凡地、司级干部能够解决的问题，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不必出访，一般性考察要坚决停止。”而实际上，这一禁令长期未能落实。
 

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地方或部门的相关文件，比如多省文件规定：厅（局）级人员原则上每年出国（境）不超过1次，访问一个国家（地区）一般限于一周之内，等等。这正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出国考察的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到处充满“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话语，官员出国被认为是开拓国际视野，有利于他们归来建设和服务。而在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出现干部借口“出国考察”假公济私的情况，就不足为奇。
 

今年7月，中国教科院院长袁振国被爆2011年末曾赴阿根廷、巴西考察，10天考察期内除10小时公务活动外，其余均为包括赌场在内的游览行程。袁振国强调，自己出国一切“根据外事规定办理”。明明是假公济私，但因为有文件撑腰，某些领导干部做来就能心安理得。
 

要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首先必须坚决彻底清理各种与中央规定冲突的“对策”性文件，实现政令的统一。对于“考察性出访”，既然中央文件已经明令禁止，地方或部门文件就不得以“因地制宜”等为由，再开口子。
 

但光堵住“出国考察”的漏洞还远远不够，因为某些官员脑筋急转弯的聪明劲儿往往出乎一般人的意料。2008年，浙江温州市纪委副书记徐某曾带着一个“23人赴美培训团”出国，实质却是公款旅游。但他们打的旗号不是“考察”，而是“赴美培训”。
 

为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对“考察性出访”、“出国培训”之类出国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避免某些官员故意混淆相关概念，暗度陈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