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调查全国24个省级行政单位中250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数量。结果显示，尽管各市经济、人口规模存在巨大差异，但6-8名副市长几乎是“常态配置”。其中四川宜宾和江西赣州，各有10名副市长。
 

副职数量总体偏多、不规范，虽然首先归属于政府人事问题的范畴，但更是政府职能转型的一部分。常识是，任何一项职能都不是简单的“加减”问题，其背后所蕴含的人事配置、组织架构、财政拨付的调整，才是改革必须要触碰的“既得利益”。事实上，政府权力下放，职能转型的最大阻力恐怕正在于人事上的权力弱化。这从审判事项往往能随着统一政令的一声令下而下放，但与此相关的机构和人事调整，却显得相对滞后就可见一斑。
 

事权虽下放，但副职仍旧泛滥，说明围绕政府权力下放和职能转型的人事调整，仍旧不到位。由此，最直接的危害当是政府职能转型的效率没有达致最大化，易助长人浮于事的官僚作风。但从长远看，减少副职本就是政府职能转型的一部分，偏多的副职显然离真正的“小政府”有一定的距离。因此，确保政府职能转型和权力的下放与人事和机构调整实现同步化，在相关改革推进到今日之程度的背景下，确实到了需要“攻关”的时候。如此方能真正清理政府“内存”，厘清事权，契合服务型政府的发展需要。
 

从反腐的角度来看，强化对于地方政府副职的法定管理，也显得极其重要。副职多难免伴随人浮于事的局面，一个重要副作用即是扩大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而反过来，一旦领导过多，也不利于责任追究。可以说，副职的数量既关系到政府的运行效率，又与政府的廉政水平有着重大关联。由此可以说，规范副职当作为完善权力运行体制的反腐切入口，加以重视。
 

事实上，副职的数量并不仅限于市长、县长级别，在行政序列的各种层级中恐怕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种风气之所以得以盛行，固然与相关规定的模糊化有关，但长期以来权力运行的欠公开化也起到了一定的“遮盖”作用。正是因为政府信息公开和官员选拔上的不够公开，既为随意化设置副职提供了程序上的便利，又为事权的随意分配和增设预留了空间。这导致一部分职位设置在初衷上很可能就是为了谋求权力上的平衡，是为“养官”，而非真正服务于政府的公共职能。以此而言，驱散政府的信息雾霾，也是助推副职规范化的必要之举。
 

副职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职能转型程度的一面镜子，其所暴露的不足，恰恰是改革需要针对性和协同性发力的方向，希望媒体作出的摸底，能够为更有力的改革提供启示。（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