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央纪委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第二讲，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主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面对台下上千名局处级干部，周文彰感慨道:“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
 

提醒领导干部为官的风险，告诫他们树立正确权力观，当然必要。但用以说明当官风险的两组数据，却让人如刺梗喉。这两组数据是: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
 

两组数据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真实性没问题。然而，受处分人数和矿难死亡人数，却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用前者数据高于后者说明当官的风险，不具有说服力。首先，矿难死亡者失去的是生命，是再也见不到亲人的生离死别，而受处分者承受的，则是轻则警告、记过，重则撤职、开除的党纪政纪处分。无论客观后果还是心理感受，二者都有“天壤之别”，不在一个比较层面。第二，矿难死者是矿主唯利是图和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的牺牲品，其本身并无过错;而受处分者，每一个人都是咎由自取。换句话说，前者是“不该死的”，一个也不应该有;后者是必须受处分的，我们也希望越少越好，但最终有多少，不取决于人们的希望，而是取决于一些人的行为。用“不该死的”人数少于“必须处分的”人数论证当官的风险，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也许演讲者无意，但将官员受处分和矿难死亡放在一个层面比较，未必不会给部分人留下这样的错觉:我丢个官和别人丢条命，可“等量齐观”。如果这不幸是事实，那么，这是不当比较产生的负效应。现实中，一些人用不好权力，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原因不一而足，但多数人共同的一点则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为官只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不比其他职业低贱，也并不高贵，而是自认高人一等。把“我丢个官”和“他丢个命”放在一个层面，或强化了少数人高人一等的错觉。
 

公共权力只有正确行使，公共利益才可实现。为官者任何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对各种过失、故意承担责任，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之义。所以，为官者的风险其实无需论证。随着监督体系的完善、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风险会越来越大。对为官者来说，一旦选择了走从政的路，也即意味着选择了风险。
 

这种风险，有些人还没充分认识，或者认识到了却存在侥幸心理，认为降临不到自己头上，所以，常给为官者讲讲风险，告诉他们怎么做，非常有必要。然而，类似用矿难死亡人数说明风险的“假论证”，效果却未必是正面的。（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