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纪委查办贪腐案件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挖一串，一查一窝，特别是逮住一个大的行贿者，一般都能揭露出若干名受贿的官员。这无疑是件好事，“事半功倍”，一案变多案，有利于纯洁干部队伍，有利于反腐败迅速取得成效，人们对此都拍手称快。但是，在办理这类案件中，却很少听说某某官员拒贿 了，起码在各类媒体和网络上鲜见这样的报道，好像案件所涉及的官员“一给就要”，“一查就倒”。其实，据我所知，行贿者送不出去，官员坚决拒贿的，在办理 贪腐案件中也经常被发现，人数也不少。但由于查处案件时，办案人员偏重于挖线索、找证据，揪出贪腐分子，往往发现了拒贿线索就放到一边，又立即投入到对另 一个受贿行为的审查中。笔者认为，这不大妥当，多少有些孤立办案之嫌，不符合办一案要出多种成果，实行综合治理的要求。对行贿人除了要问“谁收了”，也要 问“谁没收”，要从行贿人记录的行贿“流水账”中揪出受贿者，也要从中发现拒贿者。对拒贿的干部，要以多种形式，如纪检简报、检察建议等，提供给上级组织 部门和同级党委，以便把它作为考核该干部之德的重要依据，为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政策，添加正能量。

《资治通鉴·唐纪》中有个故事非常典型：户部侍郎牛僧孺，向来被唐穆宗李恒所器重。当初，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为了巩固其父的地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 当权官员行贿。后来，韩公武去世，接着，韩弘也去世了，韩弘的小孙子韩绍宗继承家业。这时，韩绍宗家里主管藏储的家奴和宣武的官吏，向御史台起诉韩公武行 贿的问题。唐穆宗怜悯韩绍宗，于是，把韩弘家里的财产登记本全部调来，亲自审阅，发现朝廷内外凡当权的官员，大多接受过韩弘的贿赂。登记本上只有一处用红 笔小字记载着：“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牛侍郎钱一千万，拒而不收。”唐穆宗看后大喜，拿来给左右侍从看，并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没有看错人！”过了不 久，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提为宰相。可以说，牛僧孺就是在办案中发现和提拔的拒贿好官，他当了宰相后政绩突出，这里只讲一个他反腐的小事。 《旧唐书·牛僧孺传》载，牛僧孺被派到鄂州的武昌主政。以往，江夏城的土性不粘，难砌城墙，每年要加筑，都征收青茅草袋盛土加层。地方官吏借此巧取，年复 一年地侵吞修城资财。牛僧孺到任后，计算以草袋修筑的费用，每年十余万贯，便改征土砖，用以抵偿应征的草袋修筑费。前后五年，城墙全部筑得如同井壁那样坚 固，官吏们侵吞征收资财的事从此得以根绝。

看来，廉洁的牛僧孺，不论走到哪里，不仅自己清廉如玉，还勇于和敢于向腐败开刀，可谓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然，牛僧孺是幸运的，他的拒贿行为被皇帝发现，紧接着就被重用了。今天的办案人员，要把发现举荐拒贿的廉洁干部的责任担当起 来，因为毋庸置疑，在查案过程中所能发现的廉洁干部，往往事迹过硬，真实可信，完全可以作为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依靠通常途径考核干部廉洁状况的一种重要补 充。相信广大群众对这种干部的认可度也肯定会更高一些。（左连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