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布改革方案称，将严控包括官员、企业家在内的在职博士生录取比例。该校取消了部分省部级官员的兼职博导资格。

官员拥有博导头衔却不能专司其职，鉴于时间、精力所限，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建树必然大打折扣。不排除个别专家转任型官员兼职博导可以发挥“鱼和熊掌得兼”的作用，但那毕竟是极少数，并且其纯粹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有保障。事实上，官员兼职博导的真正目的在于人所共知的“互利双赢”诉求，官员借“高校之子”的地位提高资历名声，高校借官员影响力获取项目、资金扶助的实利。如此互利无他害，何乐而不为？

然而，从公平性和效益论来看，官员兼职博导造成公平公正性缺失和科研效益相对低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普遍来说，一所高校的博导职数配备恒定而有限，官员兼职博导人数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专职博导人数的相应削减。换言之，本应由术业有专攻的专职高校教师来担当的博导任职权利，却在此消彼长中被“术业无专攻”的官员挤占。专职博导因其精力专一、科研时间相对有保障，其所创造的“科研净值”，整体上比官员兼职博导要高得多。“好钢用在刀刃上”，官员兼职博导人数的非合理性配给，其实是一种“刀背发力”的科研浪费行为。

高校属于相对独立的社会机构和人文净土，高校科研人才理应专注于学术“象牙塔”而不与或少与官场勾连，高校与官场过多勾连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创新型高精尖科技人才的培养相对滞后，这与我国高校难以摆脱官场依赖息息相关。令人欣喜的是，国家高层已识破此中弊端，正以政策新规引领高校与行政分离。比如，今年5月8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如此，高校对于官员影响力的依赖程度将大大降低，有助于减少官员在高校兼职的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带头取消部分省部级官员兼职博导人数，不乏壮士断腕的气概。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应该迈出更大步伐，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级别官员身上。与此同时，国内各高校应以此举为榜样，将取消官员兼职高校博导的改革举措向深度、广度推进。（张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