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处长政治”岂止坏规矩》,文章称,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单位所谓的“处长政治”,专权霸道、壅塞政令,成了改革发展路上的绊脚石,令人深思。在现实中,有些处长手里攥着项目审批单,“处长不报告,司长不知道”“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早在今年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拖沓,亟须进一步简化流程。他就表示,“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当部分“处长”的不作为甚至引起总理震怒,这显然是不能再熟视无睹的问题。

为什么一些顶层早已确定的决策,总是卡在少数处长那里?为什么一个处长的工作作风,会让有人感慨去机关办事,处长们最难打交道?在我看来,“处长”在这里更像是一个代名词。很简单的推理在于,无论是政令的上传下达,还是地方具体投资环境的形成,又或者是办事者对部门行政作风的感受,其实与行政链条上的每个人都有关。在某些不作为和行政负效应的形成中,“处长”和“科长”甚至是“厅长”们,其实并无明显的区别。

所以,倘若以更大的视野来看“处长政治”,此处的“处长”指代的是那些处于行政链条之上、掌握具体办事权力的官员。无论是公民、企业,还是下级部门办事,都必须和他们直接打交道。换言之,这些官员或许行政级别并不高,但他们拥有着对有限资源的分配能力；在一些地方,他们甚至就是某个领域的具体管理者。如此情形之下,如果官员们习惯于摆架子,不能谦恭行政,办事者们不仅会觉得相当麻烦,亦会顺理成章地觉得与政府打交道阻碍重重。

说到底,所谓的“处长政治”,所谓少数处长们成为行政生活中的“中梗阻”,其实问题远不在处长的行政级别上,而是因为日常行政中存在过多的弹性和人为决策的空间。不能说,过大的行政决策空间,就必然会产生腐败。但一旦过大的权力与缺乏有效的约束并存,就必然会衍生出庸懒散、轻视与傲慢,对待办事者的不良行政风气。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还会衍生出消极怠工的倾向。正像《人民日报》评论所说的,“有好处,蜂拥而上；没私利,干脆远远躲个清闲”。

如何破除畸形的“处长政治”?应该还原这样的治理逻辑:只有权力和权利实现某种动态平衡,官员的傲慢才不至于产生。正因如此,直面“处长政治”现象,最需做的是两点:一个仍然是约束官员,加强对行政作风的规制,一旦行政人员刻意为难办事者,就应当对其采取相应处理方式；另一个则在于,加速简政放权,拿掉官员们手中过多的权力,令他们刁难办事者的资本逐渐消失。唯有双管齐下,“处长政治”的症结才能得以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