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有诗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对商鞅变法取信于民政出必行的高度褒扬。

贾谊的《过秦论》里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诸多原因，其中，“仁义不施”是最核心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政治话语中，仁义是对一个政权的要求，施行仁政的政权，往往对权力获得的基础都有清醒的认识。在仁政施行的社会，民众普遍感受到被尊重，政权由此获得民众的认同，这个政权才稳固。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丧失了民心，失去民心是从失去民众信任开始的。

贾谊沉痛地说：“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可以说，秦的制度是高度有效的，秦国的崛起和之后秦朝大一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套制度。这套制度最大程度上动员了社会，最大限度上使用了民力，使国家意志和国君意志高度贯彻，使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快速强大起来，秦国百姓的命运正是通过众多的举措和极端的刑罚带来的。

秦的先人并不是周王室或功臣等贵族出身，经过500多年的辛苦经营，其间虽然出现了秦襄公和秦穆公这样的有为君主，但是仍然被东方各国轻看。其民朴拙而尚武，重视自己的部族身份，愿意效力于国家，实现本部族与其他各国平起平坐的荣光梦想，同时实现个人理想。秦孝公的立志奋起可以说是有民意基础的。不仅是秦孝公选择了商鞅，秦人的部族理想和诸国争霸的历史时代也选择了商鞅。但是功业这种东西，走得好了会成就伟大，走得太急了就会滑向功利。商鞅的初衷是帮助秦孝公励精图治，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后来酿成悲剧，就在于急功近利，甚至可以说不择手段了。

仔细研读《商君书》可以发现，商鞅变法的思想根基，是用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手段，使民尽其力为国所用，也就是把民众作为国家的工具使用，工具理性超越了价值理性。上古时代，种族部落整体和其成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不把个人当人看，部族无论光荣还是耻辱，落到个人身上终归是耻辱。百里奚被秦穆公从市井救赎出来的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秦穆公不以其出身论贵贱，不但让百里奚从奴隶升为平民，还用之为相，这是对人的充分尊重。

《商君书》中有言：“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同样是以农耕立国，李悝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尽地力之教”，是在魏国地少人多的条件下提出的。魏国地少且容易耕种，打破身份限制而鼓励农耕，正好可以发挥闲置劳动力的能动性，符合魏国国情，也顺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这是合理的。而苦秦之地不易耕种，秦国的生产力本来也落后，这种情况下，在仓廪已满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强调农耕以满足国家需要，这已经是对农耕者的役使了。况且李悝的尽地力之教针对的是土地，而商鞅强调的是用农耕劳作套牢百姓，使百姓无暇其他，从而达到可以简单治理的效果。所以他说：“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

如果说，大力发展农耕还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话，抑制商业发展则是完全为了强国而弱民了。商鞅主张对经商实行严厉的打击，私自经商者会遭到严厉刑罚。这样的结果，国库充实了，但民众全都被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从后世的眼光来看，如果商鞅能够更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发挥其主动性的话，则功莫大焉。

任何改革，最重要的是相信民众、让民众充分发挥智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才是真正的取信于民。（曹颖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