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各地学雷锋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学雷锋、树新风”为主题的道德实践，以帮困解难、便民利民等为内容的志愿服务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氛围，不断推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深入。人们不禁会问，半个世纪来，雷锋精神在神州大地处处开花甚至远扬海外的力量之源是什么？笔者认为，答案是厚德。

    何为厚德？心胸宽广，重公轻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谓之厚德。有人说，以帮助别人而获取回报的是交易，乐于助人而不求回报的是品德。雷锋之厚德在于，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对人民群众都热心帮助却从不计回报。他是这样一个人：“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永远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他曾这样说过：“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自己辛苦点，多帮人民做点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雷锋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实践的。他无愧于“厚德”二字。

    古人说“厚德载物”，意思是像大地一样厚实的道德能容养万物。对于从政者而言，这个“物”可以是权力，也可以是才能。这些“物”，如果为厚德者所有，就会惠及社会，造福于民；如果为无德或薄德者所有，则可能会干出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作为党员干部，要更好地为人民用好权、执好政，就更需重视自身的党性锻炼和品行修养，造就宽厚官德，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堕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都是从政道德的缺失。因德不厚，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就容易遭到腐朽思想侵蚀，就容易成了缺德、无德之人而蜕化变质。所以，从政者都应该把厚德作为价值追求、从政之魂。

    厚德方可服众。荀子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不祥莫大焉。”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官德乃为官之本，服众乃为官之基，德厚则威高。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官德厚，百姓就会因景仰而跟从仿效。反之，不但不能发挥引领作用，更可能使不正之风盛行。秦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因为皇室贵族寡德极欲，对百姓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导致政荒民怨，政权在农民的一片起义声中覆灭。历史证明，城墙厚、官德薄或者武力厚、官德薄都维系不了政权，这是一条铁的历史规律。

    厚德方可善政。古人言，“德不厚者不可使命”，是因为德不厚者很难抗拒外界干扰与诱惑，必然为政不善。从政道德的核心问题正是用权。如何遏制“权力滥用”？一靠有效的制度约束，二靠强大的道德自控。现实中常有一种现象，有的人未为官时“好学崇德”，初入仕途“才德两全”，可随着时间渐长、权力增长，逐渐变得“缺德失信”，令人费解。从“貌似有德”到“其实缺德”，只是各有其“道”罢了。有的是“伪德藏奸”，用假象掩盖真实的品行，本来就缺乏从政之德；有的是难拒诱惑，在行权、用权过程中经不起腐蚀考验，守不住廉洁底线；还有的是立场不坚定，被人情关系所左右，放弃了从政道德。不管哪种情况，无不是因为守不住从政道德之底线，最终落得身败名裂。

    厚德方可御才。学问再大，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有时不仅“无用”，其拥有的才能还可能成为祸害人民的“利器”。司马光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对于从政者来说，我们当然希望其才越高越好，但高才要有厚德方可驾驭。如何判定德可御才？季羡林先生提供了一个方法，他说，看人的德性如何，主要看他利人利己的比重分配，为他人的比重越高，德性越高。以这样的“德尺”来度量，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的利人行为，无疑就是有德的实际表现，做的好事越多、办的实事越多，自然越显德的高尚和厚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着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也必定会用心去提高自己做事的能力。正如“浑然全身是道义”的人，其心怀必坦荡，其见识必高远，其内在的美德、学问与外在的形象都应当一致，形象肯定好，作风肯定好，举手投足都处处显示出厚德之人的风范，绝不会以歪才乱德、以恶才损德。

    厚德方可聚德。对于从政者而言，有德不是目的，以厚德引领社会风尚、聚集民德共谋事业才是要义。因此，厚德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人在喧嚣的尘世搅扰、利益之争和现实矛盾的漩涡中，获得一种内在的超越感和一份心灵的宁静，从而为处理好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奠定良好心理基础。有德者从政之初，就应当谋划构建道德的“金字塔”，从为民的一件件事情做起，集小德为大德，积小德为厚德，不断积累和提升。从政者永远忠于人民，坚持为人民谋福祉，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必能成为人民群众聚集和靠拢的中心。人民群众在思想上与执政者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前进上同策、发展上同力，自然有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者系江西省九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杨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