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几点思考

反腐倡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将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从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来看，权力是腐败的轴心，体制机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败的主要根源。本文回顾了我们党坚持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入分析了当前反腐倡廉举步维艰的原因，并提出应跳出反腐思维来治腐，借助中医疗法整体施治，只要我们党及党员干部在主观上真心倡廉、客观上科学反腐，那么，党内就会呈现“风清气正”的局面，腐败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消除。

反腐倡廉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之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反腐倡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紧紧围绕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反腐倡廉、怎样反腐倡廉”的问题，总结新鲜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认识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可能出现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作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反腐倡廉的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这一时期，党中央作出一系列反腐倡廉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一是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加强党内监督工作。二是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三是开展以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四是用3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经过努力，我们党开辟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倡廉的新途径。在新的实践中，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地位、作用、特点和任务，阐明了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源，提出了反腐败的方针、原则、途径和基本方法，形成了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为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保持政权稳定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是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二是提出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三是开始注重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着手，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积极推行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反腐败斗争逐步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上来。反腐倡廉理论发展进入新阶段，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带领全党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一是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的关系更加明确。二是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反腐倡廉工作更加系统化。三是提出把反腐倡廉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防治腐败的实现途径更加多样化。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使全党反腐倡廉的方向更加明确、信心进一步增强，有效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

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举步维艰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短时间内尚难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依然存在。腐败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异，更具隐蔽性、间接性和巨量性，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具有威胁性，在不知不觉间侵蚀着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历览古今中外，吏治问题事关国计，党风廉政系诸兴衰。反腐倡廉工作是我们党自始至终常抓不懈的重中之重，但经过多年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血浓于水的党群关系已经淡化，在某些地方、某些情況下甚至势同水火。当前，社会民众对于腐败现象的态度，只要不是直接而且严重危及自身利益，那已然是司空见惯、漠然视之了，这是比深恶痛绝更具危险性的一种态度，它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那就是老百姓对于党和政府的某种失望情绪的流露。尽管这些年我们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力度确是加大了，可整个社会的腐败问题为什么还如此严重呢？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群众性的广泛参与及其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使得权力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导致腐败盛行、官吏堕落、政风日下。

客观地审视自身，我们党內，尤其是基层的霸王领导、一言堂作风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党內的普通党员对党和民族的事业切实关注和思考的到底有多少呢？他们在有些领导者的错误决策和一小部分贪官污吏的腐败成性面前不唯唯诺诺、不稀里糊涂的到底有多少呢？一部分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入党时请客送礼、溜须拍马的行为又反映出他们的入党动机到底是什么呢？这一部分人入党以后，进而担任领导职务后，他们的党性意识到底会体现在哪里呢？以上所说，虽然只是个別现象，但极大地影响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当今中国社会反腐败的力度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中国对腐败官员处理厉害不厉害？不仅厉害，而且很厉害。中国反腐败的机构、人员多不多？不仅多，而且很多。中国的党纪法规严密不严密？不仅严密，而且非常严密。然而腐败现象仍是层出不穷，腐败官员仍是“前腐后继”，广大人民仍是不怎么很满意。什么原因？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反腐败有一个不足之处：即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纯地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反腐方式。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表明了执政党加快了用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的步伐，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运行的反腐败还是比较快的，但这些长足的进步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客观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的反腐败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民主、轻视民主。

譬如，在一些地方的反腐败搞得非常神秘，反腐败只是少数人在那儿忙，广大群众只是从反腐败的专门机构的公告中才能获得本地反腐败的进展，人们的反腐败之热情也只能表现在对本地反腐败机构发表公告的感想、欢呼之中，而且越是腐败形势严峻的地方，广大群众就越不知情。我想，主要原因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势力在“压制”着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它们讳疾忌医，不愿别人揭伤疤，不愿真心接受治疗。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机制需要不断创新

党的十七大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努力形成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决策和重大部署，主观上真心倡廉，客观上科学反腐，不断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实现反腐倡廉的机制创新。

（一）主观上真心倡廉 狠抓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必须“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民风纯。党风对政风、民风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说到底是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领导干部作风是社会风气的“加工厂”，而社会风气则是反映领导干部风气的“告示牌”。社会风气和万事万物一样，有它的内在联系。“官为民之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干部在人群中是公众信赖的人物，他的言行具有师表、导向作用。官员的爱好、举止，都能对民间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很好的说明。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样的领导干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以海南省东方市为例，原市委书记戚火贵被称为“东方巨贪”，独断专行，疯狂敛财，卖官索贿，搞得上下送礼成风，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终因犯罪被处决。而继任者黄成模带上草帽参加水利大会战，努力践行“权为民用是公仆，权为己用是公敌”的权力观，老百姓送他的称号是“草帽书记”、“水利书记”、“造福书记”、“爱民书记”。由此可见，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单位，风气清正与否，源头在主要领导干部那里。因此，考核领导干部作风，应当把“风气效应”列为前位指标。

真心刹住“吃喝风”。 目前，一些地方有将公款吃喝扩大化的趋势，个别领导干部开会吃，闭会吃，有客吃，无客吃，甚至部门之间找个由头相互宴请，用公款来招待私人朋友，以各种名义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刹住这股歪风，还须从招待体制入手。内蒙古丰镇市的做法值得学习推广，严格执行“九项制度”：定点接待制、接待审批制、单独列项制、接待公开制、严格标准制、陪餐限人制、招待预算制、禁酒令和接待责任制。同时，每位党员干部从主观上要求加强修养、主动自律，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真心刹住“玩乐风”。 干部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反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折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文化素养，不仅关系个人品行,也关系党的形象，影响社会风气。现在一些干部玩性很大，情趣庸俗，沉溺于灯红酒绿，谈起学习时间紧，一说娱乐兴致高；群众中难见其身影，娱乐场所却是常客。还有的干部迎合领导有功夫，干工作却没有办法，整天想着如何讨领导欢心、让领导关注。有些机关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玩乐是“工作需要”，纵欲放任是“享受生活”。在这些错误思想的驱使下，有的干部什么朋友都敢交，什么场合都敢去，什么宴请都敢吃，什么钱都敢花，什么“下流”的事都敢做，而这就是走向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开始。对干部“玩乐风”，除了认真对待、严肃查处外，还需要像湖北省那样制定严惩违规娱乐的规范，从根子上加以遏制。事实上，防止干部违规娱乐的关键不在下发禁令，而在于发动全体群众参与监督，发动舆论力量参与监督。制度的威力、千万双群众的眼睛毕竟比纪检干部的几双眼睛要亮得多。既然现有法律制度已为群众提供了举报、信访、投诉媒体等多种干部监督渠道。纪检部门为何弃之不用，搞个什么“违规娱乐”禁令呢？ 而且，我认为，某些干部之所以敢于“违规娱乐”，甚至不惜娱乐至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相关法规制度落实不力，问责机制形同虚设，公务员退出机制不健全，干部违规娱乐成本太低。二是单纯“向上负责”的行政工作模式尚未改变。如果普通群众、服务对象对干部拥有监督权、评价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干部政绩考核，“违规娱乐”、“娱乐至死”的公仆们也会有所收敛。领导干部保持良好的生活作风、健康的生活情趣，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都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是党的事业的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二）客观上科学反腐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近年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在思想教育、法律法规、权力监控、源头治理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进一步形成了全党动手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局面。当前，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应着力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建立起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科学教化。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基础，以领导干部教育为重点，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以及基层党员轮训等制度，使党员干部筑牢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把制度作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广大党员、干部熟知制度内容、领会制度精神，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纪律意识、法治意识，牢固树立严格按制度办事的观念，养成自觉执行制度的习惯，把制度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自觉行动。

科学监督。积极探索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深化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扩大公开的范围和层次，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完善党内决策监督机制，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提高监督权威性和有效性。继续拓展群众监督的渠道，创造能够监督、方便监督的平台和条件。重视舆论监督和网络监督，健全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提高举报网站受理案件的办理质量。

科学预防。这些年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领域不断拓宽，但是腐败案件还是居高不下，出现了涉案金额大、案犯职位高、作案手段多样化等新的情况。为此，应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入手，深入查找容易诱发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构筑起制度防线。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形成信息共享和腐败预警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效预防和化解廉政风险。

科学惩治。遏制腐败，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要分析案件查处中的难点问题尤其是制度缺陷，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加强反腐败立法，修订完善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健全查处案件协调机制，完善案件线索通报移送机制，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必须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不可触犯的“火炉”。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重违反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只要我们真心倡廉、科学反腐，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就一定能够切除腐败这个“政治之癌”，建设一个官清民安、邦兴国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者系江西省吉安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郭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