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桑植县，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贺龙元帅的故乡，在革命战争年代，5万多名桑植儿女的鲜血染红了这块英雄的土地。今天，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又传扬着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钟立，县纪委副书记。

    山城为他上演了生死大营救

    2007年初的一天，钟立突然昏倒在办公室，同事立刻把他送到医院，结果震惊了所有人：慢性重症肝炎合并肝昏迷——严重的晚期肝病，肝脏已全部坏死，必须马上进行肝脏移植。

    活体肝脏移植手术成功率非常低，据说中南六省此前仅仅成功过一例，而且，医疗费用高达30万元！

    消息传来，山城震惊。小小的县城上演了一场生死大营救。捐款的人中有干部、有群众、有企业家，也有被钟立查处过的干部。大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对一个纪检干部的敬重和爱戴。短短四天时间，共有330人伸出援手，30万元手术医疗费用很快凑齐。

    手术前一天，从昏迷中醒来的钟立还在向同事交代工作：“县里的建设项目多，任务重，要抓好监督工作，还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建设环境……”

    手术进行得十分艰难。医生发现钟立二弟钟群的肝脂肪超过30%，不符合移植要求。此时，钟立的妹夫文银山毫不犹豫上了捐肝的手术台。历时16个小时的手术，医生顺利地将他妹夫的二分之一的肝脏移植到他的体内。

    钟立创造了一次生命的奇迹，手术非常成功。

    但是，专家预言，尽管手术非常成功，除非出现奇迹，他最多只能活10年。

    钟立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

    刚刚出院，钟立不顾医生叮嘱，就要求上班。他说：“我的生命已不仅仅属于自己了，是组织的关怀、亲人的关爱、同志的关心，使我获得了新的生命。”领导为了照顾他，只给他安排轻松一点的工作。钟立不高兴了：“我希望能多做一点事情。”

    这一天，县纪委正好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只进行半个小时，钟立额头上就已渗出大颗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同事劝他去休息。他说：“这么久没工作了，我先听听，了解了解情况。”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他一直参加完会议。

    就这样，回到工作岗位后的1000多个日子，他与死神展开了赛跑，除了到长沙定期检查的时间，他都以极度虚弱的身体工作在第一线。

    ——严把案件审理关，认真梳理每一个证据，仔细翻阅每一份案卷，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甚至是标点符号的错误。他指导审理了200多件案件。

    ——狠抓干部作风督查，加强经济环境治理，先后到全县39个乡镇(场)、170多个县直单位，帮助排忧解难，让全县30多项重点工程相继得以顺利开工建设。

    ——2011年乡镇党委换届，作为纪委分管领导，他忍受着崎岖山路的颠簸之苦，跑遍了全县39个乡镇(场)，走访了数百名党员。在他的指导监督下，全县没有发生一起贿选案件。

    人们见识了他的铮铮铁骨

    钟立是一个硬汉。在纪检这个岗位上，让人们见识到的是他的铮铮铁骨。

    2003年，县纪委遇到一件相当棘手的案件，有人举报桑植卷烟厂原领导班子集体贪污公款。

    “县烟厂的案子牵涉到县里的在职领导，而且已经破产清算几年了，还是不要深挖了。”有的同志提出。“要查这个案子，纪委某些人只怕是不想干了。”一时间，县纪委身陷漩涡，指责、谩骂、威胁接踵而来。

    “只要关系到国家的利益，不管涉及谁，都要查！”钟立坚定地说。他带领的一个办案组更是处于漩涡的核心，外出时经常会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跟着，常接到一些威胁电话。在最困难的时候，张家界市纪委派人坐镇指挥，并派出人员对办案人员进行暗中保护。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真相终于查清，这是一个集体贪污、私分公款100多万元的窝案，共有8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中包括时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在内的4名处级干部。

    “纪委动真格了，为我们除了一帮蛀虫。”消息传来，烟厂职工拍手称快。“我也知道这样做会得罪某些领导，但只要听到群众的赞扬，这种得罪是值得的。”钟立说。

    钟立一位相交近二十年的朋友，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因违反财经纪律被举报。有人相劝：朋友一场，况且问题不大，个人又没有捞好处，何必呢！也有人提出：这是个专项资金案子，查了会影响县里争取项目。“正因为是专项资金，是要用到老百姓身上的钱，更要严格监管。”钟立态度坚决。他又一次选择正义，他的朋友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几年来，钟立直接办理的典型案件就有30多件，挽回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不让手中的权力染一点儿灰尘

    在纪检这个岗位上，人们同样见识到了他的清廉本色。

    全县开展经济环境集中整治，钟立为一家企业解决了施工过程中的不少难题，该企业负责人到钟立办公室看望他，悄悄留下一个厚厚的“信封”。钟立说：“对你们工作给予支持，为你们创造好的环境，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你这样做，是看扁了我！”在钟立的教育开导下，这位负责人惭愧地收回了信封。这样的事情钟立每年都要遇到好几次，每次他都婉言拒绝了。

    他不是不需要钱。他需要，而且非常需要，他的家境清贫，甚至是生活艰难。儿子刚上大学，每年的学费要两万多元；父母体弱多病，每年要花费不少的医药费；因企业改制，妻子也办理了内退手续，每月只能拿点基本生活费，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套房子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房改房，仍是水泥地面，一台旧电视已经用了十多年，一直舍不得更换……但是他心中装着的是党的形象、人民的利益。

    钟立长期在县里重要部门工作，但他手中的权力却一尘不染。

    他妹妹、妹夫下岗多年，靠低保和打零工过日子。正是妹夫为他捐了肝脏，才挽救了他的生命，是亲人，更是恩人。妹妹曾找到他，希望他出面帮助找个工作。钟立心中何尝不是承受着煎熬，但他愧疚地对他们说：“我不是不知道你们的困难，只是因为我是搞纪检的。正人要先正己，我托关系走后门，今后怎么挺得起腰板，讲得起硬话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哪个哥哥不疼妹妹？生死之恩谁能忘却？但妹妹作为一名下岗工人，买断了工龄，再换单位就违背了政策，是搞特殊化，他不能让亲情和恩情变成以权谋私的理由。他把对家人的愧疚深深埋在心底，所能做的只是帮助妹妹、妹夫到一些社会职业介绍机构找点临时性的工作；逢年过节，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拿出一点钱，给他们的孩子买些文具，算是对亲人的补偿，对自己心灵的慰藉。（本报记者）